凑字文档1第3/4段
“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立旗号，自封司令，真可谓：“兔子王八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其中，山东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傅瑞五，又称傅老七，山东省沾化县傅家庄人，自幼家贫，父母早亡，生活无着，到处流浪。为了填饱肚皮，他十几岁就加入了匪伙。由于他聪明机灵，主意多，颇受头目重视，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个地主家的女儿，是傅瑞五在一次抢劫中碰上的。当时，有一小匪欲非礼她，傅见其姿色秀丽，当下心中爱慕不已，便把她带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儿看傅瑞五年轻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贼穴，遂许身于他。时间一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女人也练得一手好枪法，能使双枪。在她的帮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独树一帜，成为拥有千余人枪，有船队，占据鲁北、沾化、无棣一带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盗。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妇两人混入天津港口内，偷偷登上一艘叫“顺天轮”的英国船，暗藏在货舱内。轮船驶出大沽口，傅与妻子突然出现，各使双枪，将商船劫持到陶儿河口，掠夺了船上所有财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盗散匪，纷纷投奔入伙。英驻我国使馆，获知顺天轮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惩治罪犯，赔偿损失。国民党中央政府连下通辑令要求沾化县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归案。沾化县党部书记赵载方接到上司命令后，不敢怠慢，带领工作人员下乡催租，把赔偿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痛骂傅老七作孽。傅听说后，痛恨官府，便带人袭击了国民党沾化县城，将国民党部书记赵载方及其工作人员10多人杀死。自此，他与官府更结下了不解之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陆两路，成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傅部工作。在我党的说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与我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与此同时，日伪军也纷纷拉拢他。经不住日伪的拉拢与诱惑，傅与伪军勾结，配合敌人的蚕食政策，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我军对傅部严厉打击，消灭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经过我军8个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我军将其释放，他收拾旧部，组成“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分区**团”。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后，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王新华：《渤海土匪与海盗》）闽浙海匪的活动自有特色。他们打劫过往客商，炸沉轮船，残害生命，十分猖狂。国民党无奈，只好收编从温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献金两股海匪，组成“浙江外海护航队总队”。过往客商不仅要向护航队交纳所谓的护航费，还要向海匪交“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航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经过这重重盘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所得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护航队的总队长，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职权，任人唯亲，其中护航队小队长的人选，都由他保荐充任；同时，他还结交官府和恶势力，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进行走私活动，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挂“毛”字大旗，便可畅通无阻。护航队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每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为了独占走私之利，毛止熙还一手策划了劫持江东轮船事件，打击利用江东轮走私的副总队长戴福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的浙闽洋面还另有乌军骚扰。乌军以台湾人蔡光为首，他在抗战初期，流落福建，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穷困潦倒。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利用这点特长，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其势力随着日本侵华的进展而大涨，后来发展至海上，联络小股海匪，盘踞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蔡光自任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还不时上岸抢掠，并勾结奸商进行走私生意。1944年，蔡光又勾结陈荣博，发给陈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即纠合当地郑亮、江声等流氓无赖，组成乌军一大队，陈荣博任大队长。到这时，乌军发展到顶峰，人数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抢到货物后与日军平分，助纣为虐，十分可恶。一年后，日本投降，乌军被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收编，大队长陈荣博被当地百姓所杀，蔡光在解放时，被人民政府处决。（陈于滨、苏宰衡：《记浙闽海匪》）2、绿壳在浙江，人们对海盗还有另一种称呼，曰“绿壳”。“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驾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致使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天，焚烧数日，直逼至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成绿色，沿海渔民便贬称这种船为“绿壳”，后演变成对一切海匪的代名词。清末民初，“台州绿壳”影响颇大。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为镇压太平军，大办团练。一批地痞流氓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说民团就是土匪。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围捕，这些人就成了“绿壳”，为害极大。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绿壳”活动更为嚣张，成分也十分复杂。一部分以抢劫勒赎为生，无恶不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员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绿壳”在台州起事，不久，他们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令，后来周、郑两人都壮烈牺牲。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一部分“绿壳”在中国**的团结领导下，或参加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绿壳流窜成性，成为为害极大的惯匪。著名“绿壳”陈季甫，又称麻皮奶王，他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还有一部分“绿壳”是国民党兵沦落而成的。驻棚浦的浙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而怀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间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大肆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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