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十五章 穷则变（三）第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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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篱茅舍，鸡鸣犬吠。彭泽县外靠近官道的一座小山村里，一棵数人合围的大皂荚树下，刚刚从四川成都商站返回的陈明正拿着一把破蒲扇，一边扇着风，一边口沫横飞地与人侃着大山。
旁边几个年轻人都是来自马当要塞的海军参谋，他们坐在农家小椅上，军服上衣的风纪扣解开着，手里或拿着酒瓶，或夹着香烟，一副无所事事的颓废模样。
他们最近确实没什么事情。因为东、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两国间的官方合作基本已经停滞。东岸人撤回了在长沙枪炮局的高级工匠，撤回了在巴陵帮助设立码头和水库的工程师，撤回了在江西的合作工厂的管理人员，更别提那些来自军方的顾问人员了。
面对东岸人如此“绝情”的举措，顺国自然也不客气。首先，他们关闭了东岸政府设立的位于多个主要城市如长沙、衡阳、武昌、巴陵、成都、南昌、赣州等地的商站，禁止这些官方机构采买物资、出售商品乃至搜集情报。对于此事，其实顺国地方上还颇有一些人支持的，因为这些商站往往在当地“诱拐”人口，让人火大。以前政府求着东岸人，自然不好说什么，现在双方关系交恶了，那么自然也不必客气，一家家全关了。
另外，活跃在顺国境内的还有许多非官方机构的代理人，如著名的定海纺织厂的买办张绍宗等，却意外地没有遭到诘难。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是顺国国籍，明面上也没有为东岸政府服务有关。甚至就连大名鼎鼎的半官方机构台湾银行的买办李难先，至今仍在羊楼洞一带优哉游哉地收着茶叶，生意没有丝毫受到影响，顺国官方也只是派人与他密谈了一下，啥也没限制，照样混得风生水起。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咂摸出那么一丝味道了，即顺国在东岸方“背信弃义”之后，固然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搞出一些反制裁措施。但在反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很有分寸，那就是只搞官方，放过民间，即便是一些半官半民的机构，如经常代表东岸政府洽谈各种事项的台湾银行，都被顺国方面轻轻放过了。
究其原因，基本上跑不出一个钱字，顺国实在是太缺钱了啊！原本当初才一千万人口的时候，就养过三十万军队，现在虽然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军队数量稍稍削减了一些，但这负担仍然很重。更别说，他们在各地还大建官道系统，大建港口，大修堡垒要塞，这对钱粮民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说真的，老百姓生活在大顺还真不如生活在满清，日子苦太多了。先军国家就这样，没得办法，普通百姓肯定比正常国家要差一些，虽然清国那边的军事色彩同样很浓。
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顺国现在才不敢真的全部断了与东岸的贸易。因为那样一来的话，他们最大的白银涌入渠道就断了，国内经济会面临严重的困难。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贵金属非常稀缺的国家，金银铜什么都缺。不然的话，也不会长期拿粮食和布帛做通货来使用了，实在是一般等价物严重不足。
欧洲早期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人家运气好啊，大航海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上秘鲁同时开采出巨量的黄金和白银，荷兰人、英国人也从非洲、日本等地弄回了许多黄金，整个中欧、西欧的社会经济体系内注入了海量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革命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然后就是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
因此，要想工商业发展迅速，要想收更多的税，那么维持市场上一定数量的金银是非常必要的。顺国现在因为连年开战耗费很大，金银等硬通货基本都通过军饷、赏赐的形式进入到了军人及其家属的手里，要么就是购买军需物资去了，再考虑到给官员发放薪俸等硬支出，顺国的财政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不然也不至于屡屡印宝钞坑人了。
所以，你说他们能怎么办呢？和宁绍、登莱的贸易，基本是他们获得金银的最主要途径了，是他们政权能够继续发动战争的重要资源。他们目前也就茶叶、生丝、桐油、猪鬃、药材、煤炭、生铁等资源可以出口了，且买家主要是东岸，这些生意要是倒了，确实会令他们伤筋动骨，原本已经蓬勃发展的工商业怕是也要倒退不少年。
陈明是东岸政府设立的成都商站的负责人。两国关系恶化后，一开始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照常收各种土特产，卖一些东岸商品，如库页岛生产的五金制品、皮革、肥皂等玩意。但后来，或许是长沙朝廷给刘忠贵的幕府施加了压力，导致他们也不得不关闭走人。不过还好，刘忠贵比较珍视与巨量的黄金和白银，荷兰人、英国人也从非洲、日本等地弄回了许多黄金，整个中欧、西欧的社会经济体系内注入了海量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革命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然后就是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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