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邻居的故事第2/3段
“是的，我能理解，艾莉。”施佩尔也噙着泪，连连点头。
对于出身名门，从小在拥有14个房间的豪宅里面长大，被女仆，管家和司机服侍的大小姐施佩尔来说，希特拉的自信与激情有着致命的诱惑力――施佩尔一直走着被父亲设计好的人生道路，在长辈面前因为缺乏自主和展示才能的机会而自惭形秽，被迫将自己的叛逆和疯狂用淑女的循规蹈矩遮掩起来。所以在遇上那个闪耀的演说家和领袖的时候，她被生活铸就的外壳融化了，她的心灵产生了共鸣，她简直是以新的生命和被压抑许久的热情投入到崇拜希特拉，为其效忠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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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卓别林盯着施佩尔外套上闪耀的金色反万字徽章，骂了一句，“他们怎么把纳粹都给请进来了！・・・・”
“常有的事，别激动。”爱森斯坦却显得颇为淡定，“我们的邻居可比我们这些红脑壳要受欢迎得多。”
这倒是真的：大萧条中的工人们忍受越来越低的工资（因为圣卡尔所云的“失业后备军”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今地位渐渐与农奴等同。从黎明一直工作到黄昏的工作制度本来是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发祥地――曼彻斯特被消灭了，现在却又在新大陆死灰复燃。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如果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好”的资本家也在被资本主义本身残酷无情地淘汰着，正如民国年间还有点良心的地主那样。
照理说，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应该是劳工运动盛行的时候吧？可是事情却相反，工人在失业，在挨饿，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却越来越少――据统计，已经减少了一半，现在仅仅是3000万产业工人人数的百分之六。罢工的运动是有的，不过情形都很悲壮――资本家总是出动几千人的“私家侦探”（其实是雇佣军），伴着国民警卫队一起，毫不留情地用机枪扫射工人，反抗都被淹没在血泊中，而媒体和州议会连一个屁都没放，有时候还拍起手来，为“横扫赤党分子”叫好。
的确，在资本主义受到考验的当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一些人办起宣传苏联的通讯来。甚至连以创作“香槟和鱼子酱”（这是小林不二子的评价）出名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是必要的。”政界人士也不是没有亲共的，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就直截了当地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他就不收。”
然而，知识分子没有权力，奥尔森也不过是个政客中的异类。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自从大萧条开始，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各种各样的法西斯组织和右翼民兵团体遍地开花，势力远远胜过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和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大资产阶级收买陆海军，时刻准备投入内战。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新大陆历史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允许别那么做，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资产阶级曾经为了反对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如果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好”的资本家也在被资本主义本身残酷无情地淘汰着，正如民国年间还有点良心的地主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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