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篇 崛起的中国应抓紧道意实力的重整第2/4段
马克思主义曾有力地指导了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曾成功地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最近十几年，中国历届政府倡导的****、与时俱进、和谐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思想战略的高度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大致指明了方向，使中国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以免重新陷入闭关自守和落后挨打的局面。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有关社会发展的学说和理论，往往有其时效性，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作出调整。21世纪的人类生活，注定要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复杂。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每一个层面，都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整体性、体系性的运动。“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流行，正是这种时代转变的一个标识。在这种体系性的运动中，对美国、欧洲、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素以理论创新而著称，过去的30年，中国历经两三代学子，多数中国学者一直在学习外国（主要是美国），还谈不上创新。学习是必要的，但是中国不能永远仅局限于学习，还要比较，有所创新，建立自己的体系。在精神、哲学层面，中国不同于美国的到底是什么？在科学层面，中国是否有了各门政治学派、经济学派？外交政策研究是否能具有超前的思维能力？中国在学习美国、欧洲的时候，不能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还要学会方法论。
美国和西方的学术体制有利于创新成果的产生，美国和西方的评价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美国之所以会成为新的理论和概念的策源地，不仅是因为美国经济实力雄厚，智库众多，媒体在解读和介绍新概念和概念上能力杰出，更是因为美国学者不必总有“说错话”的担心。中国的学术体制要差一些，垄断性和封闭性太强，因而中国学者很少能够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独到的、新颖的理论和概念。不过，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在慢慢转变。中国要为理论创新提供一个“说话”的氛围：少讲官话，多讲真话，不怕说错话，营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思维和思辨的盛况。
道意实力的建构离不开理论创新。就以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来说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国家发展战略可以指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一个国家的政治、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的战略架构。如果一个国家或执政党制定的战略框架有问题且不能及时创新，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的经验就是如此。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面临各种问题，而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国体和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的。经过长达四个月的费城宪法会议之后，美国开始走向正轨。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围绕国体与政体，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蒋介石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这样，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在蒋介石手里断送了。新中国成立后，以***为首的领导者制定的关于人口、经济、文化等政策有失偏颇，致使中国的发展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果断地抓住时机，推行改革开放，使中国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目前，中国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临的问题比冷战时候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以创新的理论重新规划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要思考宏大、长远的精神层面和科学层面上的世界问题，形成真正发源于中国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中国目前尚无体系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所谓的“北京共识”，即市场经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组合，是西方学者的简略称呼，以便与西方理论体系“华盛顿共识”相呼应。中国如何通过理论创新和突破，构建起坚实严密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并且将其向全世界阐述清楚，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理论研究最起码应该从“两看”做起：“往后看”总结经验教训；“往前看”把握世界趋势。过去30年（改革开放）、60年（新中国建立）、100年（辛亥革命）、170年（鸦片战争）我们对世界大势的演变真的很好地把握了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到底有哪些教训？2020年、2030年、2050年的世界究竟会如何？不仅中国国内的形势很复杂，而且世界的形势也很复杂，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类面对着极其深刻而巨大的挑战，比如能源、气候、环境、技术、人口、民主、移民、宗教、核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的变化，无不牵动着世界未来的神经。瞻前顾后、小心研究可能有利于理论的创新。
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可以为中国的道意实力重整服务。我觉得，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引进外国的东西太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丢的太多；中国不仅部分丢掉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许多优秀成分（如公平、正义、节俭、环保、和谐等），也丢失了许多古代文明的有益成分（如诚信、道德、完善、集中、统一等）。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极为优渥的学识土壤以资道意重整服务。作为一个中国人，应为古老文明而自豪，而不应为近代文明落后就妄自菲薄、抛弃传统。中国的道意重整如有辉煌的建树，发挥世界性的作用，克服现有文明的弊端，规划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中国及东方文明犹如人类永恒文明树之根，西方文明犹如树之枝叶。地球是圆的，文明是循环变化的，当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不可持续时，并未枯萎的中国及东方文明就可为现代文明注入生机和活力。
欧洲曾很崇拜中国。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最早的交流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来自中国的丝绸布料已成为希腊贵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奢侈品。在悠久的历史年代中，古代中国的典籍、火药、炼丹术、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建筑技术、医学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曾这样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欧洲大陆这阵“中国风”的唤起者当属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引领了许多探险家、传教士奔赴东方。西方传教士把大批儒家经典等翻译介绍到欧洲，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作出了贡献。在来华传教士的积极介绍下，中国文明进一步为欧洲人所知。与此同时，在欧洲掀起了搜集和仿制中国工艺品的狂热。这场狂热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这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东风西渐的“洛可可”运动。至今在欧洲的许多著名王宫，如德国的波茨坦宫、俄国的冬宫、夏宫中，“中国宫室”仍是最著名的建筑。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兴起、专制主义走向消亡、资本主义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欧洲思想界此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摧毁以封建神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堡垒，以理性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资本主义精神体系。中国自从2500多年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中国人就把精神超越的对象从人格化的最高神转化为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古老的华夏文明不重神权的思辨哲学和家庭伦理本位的道德意识与强调理性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成为启蒙运动时期先哲极力推崇的思想体系。在这时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其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著名学者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战略架构。如果一个国家或执政党制定的战略框架有问题且不能及时创新，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的经验就是如此。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面临各种问题，而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国体和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的。经过长达四个月的费城宪法会议之后，美国开始走向正轨。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围绕国体与政体，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蒋介石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这样，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在蒋介石手里断送了。新中国成立后，以***为首的领导者制定的关于人口、经济、文化等政策有失偏颇，致使中国的发展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果断地抓住时机，推行改革开放，使中国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目前，中国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临的问题比冷战时候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以创新的理论重新规划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要思考宏大、长远的精神层面和科学层面上的世界问题，形成真正发源于中国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中国目前尚无体系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所谓的“北京共识”，即市场经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组合，是西方学者的简略称呼，以便与西方理论体系“华盛顿共识”相呼应。中国如何通过理论创新和突破，构建起坚实严密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并且将其向全世界阐述清楚，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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