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孤儿寡母留扬州。第1/2段
一个月后，胡统虞家人包乘的船沿运河行到江都县境内，即将转入长江。这时江南湖广一带清军与南明军、大顺军及大西军余部正进行拉锯战，黄州荆州岳州常德等地还处于战争前线。
顺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朝定远大将军屯齐与南明孙可望驾前军在宝庆岔路口相遇，孙可望战败。孙可望虽败但实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军只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展开拉锯战，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军队牢牢控制着。在湖南不仅存在一条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峙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政治对垒。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稳定战线，争取民心，其次还须设法铲除当地抗清武装及其群众基础。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难而上，即刻推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湖南的混乱局面，借以稳定全国的形势。
多尔衮摄政后期，清廷内部已出现改弦更张的趋势，统治方针的基点开始由坚持满化的崇德政治向满汉联合转变。由于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反省“远迩百姓犹未同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对例行政策有所检讨。这种趋势在顺治帝亲政后更加明显。他本人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传统文化，也愿意听取汉官建议，热心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顺治十年正月三十在生日之际，顺治皇帝赐宴群臣。宴毕，命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再问如何得人，答案只有一个：“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因而顺治皇帝能学以致用，到这关键时刻即有上乘发挥：及时选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畴来支撑湖广局面。这无疑是清廷内部政治变迁与风云际会恰到好处的结合，也可见顺治帝所具有的治国开基才能。
顺治十年正月，曾卷入满族贵族党争、以谭泰事得罪满洲贵族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调任弘文院大学士。五月，顺治帝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还为南明控制，急需寻求“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只有大学士洪承畴克当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荣，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与此相应，顺治帝重新起用前已得罪“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湖南长沙人赵开心。而赵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这是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洪氏此次经略西南的权限，与顺治二年招抚江南实不可同日而语。顺治二年洪承畴出镇江南，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但这次情况却判若两人。清廷在授予洪承畴敕书中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甚至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这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这是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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