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皇上诏选博学鸿儒。第1/2段
作为清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诏举的“博学鸿儒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康乾以来,就不断有文人学士对此加以抒述和探赜。清人李富孙撰有《鹤征录》、秦瀛撰有《己未词科录》,二书辑录了大量档案、笔记、文集、方志中的相关史料,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本来,博学鸿儒科是一种迥异于平常之制科的考选形式,故又称为特科。唐宋以来,它一直是历代帝王粉饰太平、炫耀文治、遴选人才的政治策略和手段。然而,康熙时期之博学鸿儒科,显然非既往之特科所可限囿,更非寻常之制科所可比拟。清廷诏举“鸿博”的谕旨颁发于康熙十七年正月,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平藩战事正酣,清廷正疲于应对。如此严峻、敏感之际
究其本事，先是皇帝始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入值。继而召翰林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值南书房。然后是王渔洋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户部郎中王渔洋受到皇帝的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亦入值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由部曹充词臣的第一人。
皇上又下旨全国荐选文学人才，是为博学鸿儒特科。制科者，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唐、宋设科最多，视为优选。清代科目取士，垂为定制。其特诏举行者，曰博学鸿儒（或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若经学，若巡幸召试，虽未设科，可附见也。康熙皇帝敦崇实学，康熙甲辰、丁未两科，改试策论。既廷臣以古学不可猝办，请仍旧制。
康熙十七年正月，皇帝特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康熙十七年下半年，大江南北嗣膺荐博学鸿儒人员纷纷至北京，诏户部月给廪饩。康熙十八年三月，召试体仁阁。凡百四十三人，赐燕，试赋一、诗一，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葇、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等三十人。三、四等俱报罢。命阁臣取前代制科旧事，查议授职。寻议：“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策高等特授尊官，次等予出身，因有及第、出身之目。宋分五等：一、二等皆不次擢用；三等为上等，恩数视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得旨，俱授为翰林官。以光禄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廕、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纂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其年老未与试之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学素著，俱授内阁中书，许回籍。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康熙帝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开考的博学鸿儒特科，旨在通过争取士心来争取民心。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帝的人才选拔政策，使得一年之间，北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对于来京的名士，康熙帝想得很周到。他下令户部每月发放太仓大米，把这些人才供养起来，度过天寒日短的冬天再说。等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正是北京阳春三月的和暖季节，清代第一次，也是最为盛大的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在太和殿和体仁阁隆重举行。
，恩数视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得旨，俱授为翰林官。以光禄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廕、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纂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其年老未与试之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学素著，俱授内阁中书，许回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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