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刑部三兄弟投缘。第2/3段
汪懋麟在“金台十子”中乃至康熙诗坛上获大名并为治清诗者耳熟能详。这还是由其身为王渔洋弟子而力主“宋诗”的复杂诗学形态。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置闰”，王渔洋“遂蒙圣恩，擢拜国子监祭酒”。就政坛而言，本年“三藩之乱”已基本平定，清军在四川、湖南节节进逼，吴氏军则苟延残喘，困守一隅；台湾郑经部也为清军所迫，退踞岛上，福建沿海之地尽入版图。就经济状况言，本年人丁已逾千万，田地五百余万顷，国库征银两千余万两，铸钱数逾两亿。在“文治”领域，玄烨精心策划的“博学鸿词科”也已于前一年尘埃落定，虽然还有如傅山等“极少数”坚贞遗民不肯就范，“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也非虚夸，潮流所向已非“节义”、“天爵”一类语汇所能阻挡。那么对于一直呈现无序、溷杂态势的“关乎时势人心”的诗歌界进行大力整肃也即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王渔洋的国子监祭酒之任不能认作是通常的官员去旧履新之常轨，而是一次“因缘际会”式的带有政治企图的“文治”大纛的乘时高扬。他的“神韵”旗帜也不全是诗歌法度之谓，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顺应政治气候、淡化怨愤激烈情思的“时代”要求使然。“神韵”学说与几乎同时树立起的“浙西”词派一样佐证着这一文学史规律：任何风气与思潮之形成无不有历史阶段形态的自觉选择因素在内。
在此三、四年前渔洋于“京邸”，手定了《十子诗略》。其中记载：
丙辰、丁巳间，商丘宋牧仲（今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郃阳王幼华（后官户科给事中）、黄冈叶井叔（后官工部主事）、德州田子纶（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谢千仞（刑部员外郎）、**丁雁水（官湖广按察使）及门人江阴曹颂嘉（后官国子祭酒）、江都汪季甪（刑部主事）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
这一名单只列八人，加上《比部汪蛟门传》中所列“吏部郎中颜君修来”、“礼部郎中曹君升六”正好十人。丙辰、丁巳即康熙十五、六年。此时渔洋尚在户部福建司郎中任上，是自康熙四年（1665）调京师、长期蹭蹬郎署时期之末端。十七年，康熙诏问文臣中能诗者，陈廷敬以渔洋对，乃入翰林院，改侍讲，转侍读，地位渐趋显赫。王渔洋定《十子诗略》为他日后登上“扶轮大雅”的宝座增添了一颗沉重的砝码。如果说康熙十年刻《八家诗选》之际，渔洋还只是众多“能诗者”之一，如今时隔六年，龚鼎孳、宋琬、曹尔堪等皆病故，曹溶、施闰章等尚在“放废”中，宗主位虚，诗界“开国主盟”的位置已非他莫属，一个“定”字标志着他“领袖群伦”的势派也已崭露头角。
关于汪懋麟几段逸事即常挂于学者之口、为津津乐道者久之：
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蛟门）于诗尤自喜，曾大会名士于都城之祝氏园，酒半扬觯，言欲尽祧开元、大历诸家，独尊少陵为鼻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下，以次昭穆，语悉数未可终。昆山徐健庵先生独抗论与争，谓宋诗颓放，无蕴藉，不足学，学之必损风格……辩难喧呶，林鸟皆拍拍惊起，输攻墨守，未审谁雌雄也。
王士禛《居易录》卷五：萧山毛检讨大可生平不喜东坡诗。在京师日，汪季甪举坡绝句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语毛曰：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愤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众为捧腹。
田雯《古欢堂杂著》：客有谓蛟门者曰：“诗学宋人，何也？”答曰：“子几曾见宋人诗，只见得‘云淡风轻’一首耳！”
汪蛟门骋辩好胜、磊落自喜之个性在这几段记述中可说反映得颇为生动。诚然，这是一个名士气、才子气均十足的“风流”人物，然而，在放浪形骸、指点激扬的形态背后，他的心绪中实有某些“冷”的、“悲”的东西往往易被人忽略，而这些东西恰恰正是我们得以顾见其“全人”的一扇关键性窗口。
汪懋麟著有《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四卷，其中诗十六卷，系康熙十七年（1678）自编年选刻。《百尺梧桐阁遗稿》十卷，均为诗歌，系其殁后二十余年由侄汪荃撮残稿编成，所收为康熙十八年（1679）至逝世时作品，体例略同。又御史）、郃阳王幼华（后官户科给事中）、黄冈叶井叔（后官工部主事）、德州田子纶（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谢千仞（刑部员外郎）、**丁雁水（官湖广按察使）及门人江阴曹颂嘉（后官国子祭酒）、江都汪季甪（刑部主事）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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