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胡简敬因事被降调。第1/2段
于是，康熙皇帝将治理黄河入海口的工程交给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习惯称“小于成龙”，不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去办。于成龙赞成挑浚海口，导黄入海。靳辅坚决反对，理由是河口低于海平面数尺，一旦挖开海口，海水势必倒灌，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筑河堤，束水注海。
在朝堂之上，二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于成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靳辅认为下河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则会引潮水内侵，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下河外筑长堤，束水注海，则下河不浚自治。由于两议相持不下，诏命下廷臣会议。在廷议中，支持靳辅者为多，大学士九卿俱从之，惟有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少数人赞成于成龙之议，许多大臣都赞成靳辅的方案。满大学士明珠说：“前靳辅、于成龙两人互相执论，以下河不修，则高家堰一工亦可停止，此不过一时争胜，故发此论。究竟高家堰所关非小，虽不大兴工役，亦当稍加帮修。”汉大学士王熙说：“高家堰关系南河一带及淮扬等处，此工诚不可停。”连康熙本人也认为：“高家堰所关紧要，向立此堰以为堤防，设意甚善。朕意以为此工似不可停。”对于下河的治理，康熙帝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大学士们多支持靳辅的筑堤束水之议，暂时无法否定靳辅之策，然而康熙帝是倾向于成龙方案的。靳辅又提出了下河屯田提案，建议将治河得到土地招民垦殖，此事最终使靳辅丢官落职。
这本来只是技术问题，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人类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我之争。自以为是、死不认错的态度是人性之痼疾，任何意见分歧与斗争说到底就是要证明，是我对而你不对，权力越大就越占优势，权力之争就成为势所必然。官场中的斗争所谓复杂激烈，归根到底，也无非是“我对，你不对”这点儿事。人类的一切意见分歧都有可能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古人要强调“自省”的功夫。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敢于认错而少犯错误，二是受到委屈冤枉时也能心平气和。要避免矛盾激化，只有修身养性一途，制度问题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对治人性的痼疾。
治河方略的君臣斗争一开始只是隐形的。康熙帝毕竟是有修身功夫的皇帝，愿意多方听取意见，只是潜意识中还是愿意听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意见。在经筵讲官进讲时，康熙帝向江南籍日讲官征询意见，侍讲乔莱力请用于成龙之策。康熙帝说：“乡官议如此，不知民意如何？”康熙帝能如此注重民意，实在难得。他又命工部尚书萨穆哈与学士穆称额赴江南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考察民意。但萨穆哈调查的结果却是诸州县民意见参差不一，再令每州县派出十位通晓事体之人集于淮安询问，他们都说不便挑浚海口。
于是，萨穆哈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回奏时疏请两议并罢：“详问居民，他们说，从于成龙之议，则积水难施工力，从靳辅之议，则水中也难于取土，请一并暂停。”萨穆哈、穆称额去淮扬征询疏浚海口意见时，淮扬道高成美陪同，康熙帝便怀疑高成美反对挑浚海口，从中作梗。康熙帝以“高成美居官未有善绩”、保举人吏部侍郎胡简敬是“本地乡绅”两条理由，命将高、胡二人“严加议处”，并斥责九卿推举高成美为广西按察使“殊为疏忽”。这显然是因迁怒而制造的冤案。
胡献征以刑部郎中预修《大清会典》，结识了“长淮名门第一”的胡简敬。当时胡简敬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编修《大清会典》副总裁。
胡简敬（1631－1695），字又弓，淮安府沭阳县新河镇人。父国祥，清顺治年间举人。实在难得。他又命工部尚书萨穆哈与学士穆称额赴江南会同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考察民意。但萨穆哈调查的结果却是诸州县民意见参差不一，再令每州县派出十位通晓事体之人集于淮安询问，他们都说不便挑浚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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