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外出求生第2/4段
我说：“这是我父亲要来的指标！”
“什么指标也是咱村集体的名额。”
我早晨交给他的表格，第二天听说那表格上填上别人的名字，去公社体检了。理由很简单，说他兄弟们都是光棍，让他去煤矿能娶个媳妇，若不一家人就绝了后代了。
我气愤的发疯，去找主任评理，他狡猾的笑了笑说：
“黄草，当民办教师，该知足了……”
我一听就急了，对着他吼：“这民办老师，我不干了！”
“你不干民办老师，干什么呢？你是老三届，学习功底厚，适合做老师。”村主任倒是也不着急，细声慢语地说。
“干什么不用你管，我今天就辞职！”
山东人有闯关东的习惯，那时为了活命，很多人都逃荒到东北去。
闯关东我没有路费，也没有那个胆量。我想起了父亲的朋友东岳的张专家。
辞掉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工作，背了一床破被子，穿一身露着棉花的破棉袄、破棉裤就上路了。
那是一个清冷早晨。年后又下了一场雪，残雪融化后，路上结满了冰凌，踏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狗叫。黎明前的黑暗，象一张网罩住了村子，蒙住了山野。
妻子天不亮就给我做了荷包蛋、热面条，饭后送我到村外，帮我背好行李，戴上一顶黄色的棉帽子，给我系好脖子里的扣子。晨光中我看见她长长的黑色睫毛扑闪了扑闪，泪花已经涌出了眼眶。我没有说话，伸出手给她擦眼泪。
走了一天，步行到东岳市，找到我父亲的朋友，那位张专家，他与东岳市建筑公司的领导们熟悉，便介绍我到那里去做季节工。
当时仅知道是当了工人，不懂什么是合同工、季节工。建筑公司盖房子季节性很强，每年夏天需要劳动力时，他们就通过地方政府招一批季节工人，春天招，冬天解雇。
张大爷是个老实诚恳人，和蔼可亲，不笑不说话，镶一颗金牙，笑起来很好看，我知道他是抗美援朝时的部队卫生员。他的妻子是东岳人民医院小儿科的一名护士，头皮针扎的挺好。他们待我如亲生侄子，我下班后，常去他家干些家务，亲亲热热的喊他们大爷、大娘，常去他们那儿吃饭，吃张大爷包的水饺。
不管怎么说，在那段日子里于家能有这么一位长辈，算是很幸运的了。
因为张大爷的面子，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的材料加工厂，他告诉我，别人问我就说是他的侄子。那材料厂厂长也姓于，是个退伍军人，他问我：
“张大爷是你什么人？”
“我大爷。”
“是亲大爷吗？”
“是。”
“为什么他姓张，你姓于？”
“他出来闹革命时改了姓……”
我从不会说谎话，为了生存，为了捞一棵救命稻草，我说了谎话。我没有被分到工地上去盖楼当壮工，在泰山公司的木厂滚大木。
这是一家破旧的木材加工厂。从东北三省运来的圆木，用电锯锯开，加工成工地上用的木板。那圆木直径最少一米以上，长约二十多米，在院子里堆成山的模样，我们二十多个小伙子喊着号子，嘿哟嘿哟地将圆木滚到一辆轱辘车上，再慢慢推进锯木车间。电锯锯木头的声音很刺耳，相互间说话的声音根本听不见。由于每天都是光着脊粱干活，我被晒得黑光油亮，胳膊上的肌肉疙瘩鼓溜起来，一顿饭能吃五个馍头。
我很快适应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有节奏的工友们的吆喝声里，忘掉了痛苦和耻辱，那从心底发出的嘿哟嘿哟的喊声成为心曲，随着靠集体的力量将圆木滚动，竟能产生一种愚公移山的自豪感。
从未见过这么粗的木头，都说十年树木，这种东北来的油松、黄柏得长多少年啊？我老家房子里也用了一根油松做梁，因为那梁粗了点，险些害得几个弟弟打了光棍。人家来相亲的姑娘看见梁粗就害怕，就说是成份高，粗屋梁成了我家旧社会里富裕的象征。
住得是官炕。夜里二十多人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二十多岁的光棍，常扯上些男女之间乱七八糟的事。我有时帮工友们写家信。有一个小伙子，年龄二十岁，上初中时暗恋上了他的女老师，女老师大他十几岁，他求我帮他写情书，我从未写过那玩意，便试着用朦胧的初恋的角度去写，调动了我所有的文学细胞和智慧，信寄出后，便等回信。她老师夸他进步很大，字写得好了，文笔不错。当泰山上浓荫遮夏的时候，他那文质彬彬的老师竟然跑到东岳市来见他了。
小伙回来，工友们就问他。
&e卫生员。他的妻子是东岳人民医院小儿科的一名护士，头皮针扎的挺好。他们待我如亲生侄子，我下班后，常去他家干些家务，亲亲热热的喊他们大爷、大娘，常去他们那儿吃饭，吃张大爷包的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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