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敦煌学第3/4段
顿时，众人鼓掌。
现在，老先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众人敬佩，然而，谁也没有看不起苏亦的意思，因为苏亦是在场众人唯一可以跟老先生平等对话的存在，仅仅是这点就足够让他们仰望了。
王永兴也对苏亦没有任何偏见，他说，“看待任何问题一定要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如果脱离了历史，孤立地来看问题，势必有些片面，甚至错误。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他提出来的预流说，也是有时代限制的的，这也跟陈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
“陈先生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陈先生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陈先生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那是因为陈先生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先生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先生已大量购置西方学者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这才有陈先生强调: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
说着，王永兴望着台下苏亦众人，说，“诸位都是我国未来史学之栋梁，如若对敦煌学感兴趣，只当自此立志于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希望诸位他日都能成为敦煌学之预流。”
瞬间，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想起来。
王永兴授课很有感染力。
因为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一举一动之间，都能够跟台下起到一种互动。
甚至，言语之间还让苏亦有一种共鸣感。
这就相当难得了。
虽然他的授课，跟其他老师差不多，都是从概念讲起来，然后，他比其他先生更加具有激情。
同样，因为是陈门弟子，他接触的就是最为正统的史学训练，师出名门，他比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更早的接触敦煌学。
所以，他授课的方式，并非是从枯燥的敦煌经卷开始，而是开始讲述学术史。
就是开始跟大家讲述，敦煌学的由来以及敦煌学的发展。
顺带，跟大家讲授一下敦煌学术史。
不过王永兴先生的学术史，更多是放在陈寅恪先生的身上，在推介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他似乎比周一良先生更加直给。
不过因为考古学术史就是前世苏亦读研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内容，苏亦基本上都不陌生。
比如，王永兴提到的敦煌藏经洞经卷流失历史。
除了提到大家熟悉的斯坦因、伯希和之外，还提到日本和尚大谷光瑞的探险队，甚至，还提到俄国的奥登保。
因为这些人都跟敦煌经卷以及壁画的流散在海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知道斯坦因跟伯希和是直接从道士王圆箓的手中购买大量经卷，实际上，日本人也到了敦煌。
大谷光瑞探险队之中的吉川小一郎跟橘瑞超两人也到了敦煌。
比如吉川，他就取得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和两尊做工精美的佛像。
不过他到敦煌的时候，藏经洞已成空洞，大部分经卷被晚清政府命敦煌知县运往北京了。
“王圆箓早已将认为有价值的经卷藏在了转经筒里面，并陆续卖给这些外国探险队员们。对外国人已经司空见惯的王道士，看到日本人的到来并不觉得惊讶，于是，吉川小一郎就以11两银元的价格换取了一批唐朝经卷。”
“收到吉川消息的橘瑞超赶到敦煌与之汇合。俩人又从王道生手中各自获得了大量经卷。吉川小一郞在追述王道士给他搬运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段进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