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第2/4段
西周某年一天，一个叫牧牛的人为争5个奴隶状告他的上司（亻朕）。判官伯扬父认为牧牛以下犯上，需要鞭打他1000下，并在脸上刺字施以墨刑，但最终改判鞭打牧牛500下，罚铜三百锊[lüè]，不再施墨刑，并让牧牛当场立誓永不再告。牧牛起了誓，挨了打，受了罚，在有关官吏的参与下了结此案。（亻朕）打赢了这场官司，得到了铜，为彰显胜诉，便用此铜铸造了这个匜。
再简洁一点就是：
牧牛有罪。
所谓大赦，就是从打一千下变成五百下。
剩下的刑罚变成罚钱。
于是赔付的铜钱，被训做成了宗旅（族）之盉。
……
这格宗旅之盉也就是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窖藏里面出土的训匜西周青铜器。
整个青铜器则是被董家村一个叫做董宏哲的农民给挖出来的。
一连挖出好几个青铜器。
最后上报有关部门。
全国各地的专家蜂拥而至。
岐山董家村也就是开始出名了。
仅仅是这个青铜器就可以讲述一个相当经长的故事。
从它的铭文考释，也能够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
比如可以知道西周的审判是由司法官吏主持的，罪犯跟证人都必须到场，而且，贵族官员却享有特权，因此，牧牛奴隶的上司没有到庭，也是可以的。
甚至，口供成了主要熬的证据。
不过誓言也很重要。
也需要认证、书证、物证等证据。
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证据制度。
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摒弃了夏商的神示证据。
甚至，这些出土文物也成为衡量存世文献《周礼》等典籍真伪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那么李学勤先生，在文章里面都考释了哪一部分？
又有哪一部分，是前人的考释？
实际上，唐兰先生，在《文物》1976年第5期，也写过：《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李学勤先生的考释跟唐兰先生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同。
器铭第2行的“成”字后一字，楷写作“䝳”若“㕢”，当无误，但在释读时却遇到了疑问。李学勤先生指出，在铭文里面这个字读为㕢，在文义上是不可通的”，并以《说文通训定声》所言“从（歺又）声的字常可和从赞声、献声互通”为据，认为这个字应读为谳。
《说文》：“谳，议罪也。”
李先生还指出谳的意义接近于判决”。
李先生的观点得到多数与会学者赞同。
那么唐兰先生的观点呢？
就没有人认可吗？
自然不会。
唐兰先生以“音近通用”为根据，说“㕢就是汉代法律上专用名词的劾”，此说也有不少学者赞同。
然而，不过他们怎么考释。
有一点，基本上是趋同的。
即认定此铭是一件法律文书，因而读谳、读劾，都指向性非常明显。
此外，李学勤先生认为，“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分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
尽管如此，在判决书上要写明争讼双方之名，也是必须的。
《曶鼎》所记“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个文章考释下来，对比前人的观点，又表述自己的观点。
慢慢听下来，也蛮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个可以糊弄的文章。
当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与会的一个女学者就写了一篇《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
文章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然后作者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
这篇文章看起来，本身没啥问题。
苏亦之所以觉得有趣，完全就是因为它是在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写的文章。
所以并非与会学者，都要学各种文字考释类的文章。
那么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
自然是关于“妇好”墓的。
在国内各个考古墓葬遗址之中，妇好墓极为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想要找到未扰动的大墓极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于这座基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
“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5.6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
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过五百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AH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可以写这种小文章，那么苏亦呢？
至于他，主要是打酱油的。
他是真的打酱油，写了一篇关于《何尊铭文新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有些后人的见解，跟唐兰先生也是一脉相承，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也没啥新意。
更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
高铭、邹恒两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直到他开学就做了一场“宅兹中国”的报告，知道他对何尊铭文，有深入研究。
高铭先生也鼓励他望这个方面探究。
毕竟合作虽然是六十年代发现的，但真的火爆学术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参展以后，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加以研究。
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酱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础确实不行，不想投机取巧，获得关注，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是过来刷脸的，打酱油无所谓。
那么邹先生呢？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
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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