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第3/4段
因为他跟其他人都不同，并没有机会获得过唐兰先生的亲自指导。
这也是大家觉得惋惜的地方。
因此，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内，苏亦并没有去做其他的事情，而是专注写他的论文《天下谁人不识君——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
题目并不大。
切入点，就是两个方面。
一、唐兰先生的生平；
二、唐兰先生的学生贡献；
第一部分，不难。
这些日子，苏亦专门记录了诸位先生关于唐兰先生生平诸多回忆谈话。
几乎唐先生每一个阶段的人生节点都囊括其中。
不仅如此，他在故宫上班的时候，还特意去拜访过唐兰先生的两位公子。
得知，他要写关于他们父亲学术史相关的文章，这两位先生还萌生出要编撰《唐兰年表》的念头。
这事真的成了，对于要研究唐兰先生的后辈学者来说，绝对是极为宝贵的材料。
通过诸位师长以及两位唐先生的口中，苏亦也开始理清了唐兰先生的生平。
先生幼年家贫，其父以贩卖水果为生。
1915年，在浙江嘉兴县乙种商业学校学经商之道；
1917年又改习岐黄之术，师成后曾设馆行医；
这期间还打算投奔革命队伍，只身赴上海寻找过孙中山（未果）。其后在上海著名作家陈栩主办的栩园编译社学习诗词。
从1919年开始，他逐渐对传统“小学”和古文字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师从唐文治，习经史，读诸子，治小学，并由小学而及古文字学；
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
这就是唐兰先生的求学经历。
因此，他曾在《殷虛文字记·自序》说：“余治古文字学，始于民国八年。”
当然，对于先生影响最大的人，自然就是无锡国专的唐文治先生。
甚至，苏亦还专门弄一个词条：
[唐文治（1865~1953），江苏太仓人，
字颖候，号蔚芝，晚号茹经，近代著名教育家。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为了不水文，略）]
唐文治的生平不需要重点提及，但是，他的学识，不能略过。
唐文治专攻经学、理学，以桐城古文派为文学正宗。无锡国专的校训即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办学旨在“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因此，无锡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
这就是唐兰先生早期的学术背景。
至于，先生跟甲骨文的渊源，则从罗振玉开始。
当时他收集罗振玉的考释，依《说文》体例编次，并有所订正，寄书罗氏，获得称许，并推介给王国维。
于是唐兰从1922年始，每次去上海，必访教于王氏，得到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毕业以后，他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无锡中学作国文教员。当年春，就被罗振玉荐至天津周学渊公馆开席授教其二子。
他跟周一良先生的师生关系，也是这里开始。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1929~1930年，先生受周家之托主编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期间，重理考证之学，先后发表多篇论作，内容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算是他的学术的真正起步阶段。
1929年洛阳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写过相关文章参加讨论，初次接触铭文，他就敏锐地提出铭文中“京宫”和“康宫”实是西周诸王宗庙的论题，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的西周金文断代“康宫原则”的滥觞。
天津担任报刊主编的期间，让他名声鹊起。
于是，1931年5月唐兰应邀到沈阳，同时，又在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学老师。
结果，没当几个月，就遇上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之后，唐兰也只能取海路南归。
1932春，应顾颉刚邀请，他在燕大、北大代讲《尚书》。
秋后，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讲金文和“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讲甲骨文。
随着影响的扩大，陆续接到清华、师大、辅仁、中国大学等校邀请，讲授古文字及《诗》《书》“三礼”。
一时之间，让唐兰先生名声大噪。
在授课之余，唐兰还着手编写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为底本，同时编著了《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部著作（也仅出版这两本）。
其中《古文字学导论》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后世，已经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必研习之作。
1936年，唐兰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对馆藏商周彝器展开研究，曾拟编《故宫青铜器图录》，因遭丧乱，其事中辍。
这就是，他跟北大与故宫缘分之始。
苏亦一边梳理着唐兰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一边在翻看他的各种书籍。
想要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全部弄懂唐兰先生毕生学问，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本书，都是入门级的。
对于现阶段的苏亦来说，已经没有门槛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之后，苏亦很明显就感觉出来。
30年代，确实是唐兰一生学术事业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见证了这个成就。
一个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特意找唐兰先生写序；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著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抗战胜利后，唐兰返回北大，1947年代理北大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建国前夕，是唐兰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无论著作数量跟涵盖领域，都堪称黄金时期。
其中，最为知名的著作就是《中国文字学》（1949），这书，应该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
多次出版。
最新一版，就是一九七五年于香港出版。
未来，更是多个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要教材。
苏亦也有购买。
此外，论文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有《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1946）；
青铜铭文与石鼓文等领域的研究文章也不少，苏亦也都一一在文章列出来，一篇不落。
要是有所遗漏，那就是他的失职了。
1949年，唐兰受聘兼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1952年由BJ大学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后直至去世。
从建国至“十年”前夕，唐兰发表或出版过一系列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的论文。
十年期间，前期中断研究。
后期，也有少量文章发表。
并没有完全停止学术研究。
甚至，因为国家需要，这一时期，更多集中在考古领域。
1972年《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考古三大刊陆续复刊。
他又围绕考古新发现陆续有新作发表。
比如，一九六九年，永孟出土于SX省蓝田县。他就写了篇《永盂铭文解释》（1972）；
1966年陕西歧山贺家村发现的一批西周铜器里，有一个“史（臣舌）簋”跟故宫所藏的簋器物同款，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史（臣舌）簋铭考释》（1972）；
侯马盟书出土之后，他就写了一篇《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1972）；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他也有相关文章《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
涉及西周彝铭和敦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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