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第1/4段
拜访过容商二老以后，在还没有正式投入河宕遗址的编写报告的时候，苏亦忙里偷闲，抽空梳理二老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这类型的文章写作，苏亦之前就写过唐兰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已经拥有一点的经验，不算菜鸟了。
然而，苏亦不打算按照之前写《天下谁人不识君——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的文章模范来书写，他打算提升一些文章难度，直接把容商二老放在一块比较，有点类似于之前写《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
还拟定了一个《从书法篆刻到古文字学大家——容庚、商承祚并论》。
他也没打算要投稿，就是先写出来，算是一个阶段性学习的总结成果。
容商二老，要论学术成就，肯定是容老更大，因此，苏亦先把容庚先生放在前面论述。
要研究容庚，就必须要了解其生平。
他出生于东莞，前世，这座原本平平无奇的城市，因为某个伟大的事件举世闻名，其实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东莞并非一座暴发户的城市，衣冠南渡，氏族南迁，东莞文风渐浓，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
仅在容庚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就设有传统学馆18所。
容庚更是望族子弟，当然，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四舅邓尔雅。
其意义类似唐文治之于唐兰。
邓尔雅在美术方面，可以说是全才，诗、书、画、印兼通，尤善治印。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名震一时。
实际上，邓家治印到邓尔雅已经传了11代，邓尔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
容庚少时随邓尔雅学治印，治印需习字，于是容庚就由印及字，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许慎的《说文解字》、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都是容庚时常翻阅的书籍。
实际上，苏亦也是这样过来的。
相比较容庚，苏亦的“小学”是由奶奶启蒙，治印则随爷爷，也算是家学。
中学毕业以后，容庚在东莞中学执教，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金文编》4册初稿，这也是他学术之路的敲门砖。
罗振玉就是因为这书，把他推荐给马衡，马衡看过《金文编》后，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他成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
读研期间，他继续完成《金文编》，这书也成为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一毕业，《金文编》就在罗振玉的赞助下成功出版。
一出版，就让他扬名学界。
当年，能够出版专著的学者，凤毛麟角，别说20年代，就算是七八十年代，有代表作的学者也极少。
容庚毕业，顺利留校在北大执教，第二年被聘请为燕大的襄教授（助理教授），后擢升为教授，主讲文字学，又开设了金石学、甲骨学、考古文字学、简体字等课程。
这就是容庚执教生涯的开始。
后来，抗战爆发，燕大保持中立并没有南迁，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41年日方关停燕大。
42年的时候燕大在成都复校，因为各种原因，容庚去了伪北大执教，成为宿白先生的老师。
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他人生一大黑点，抗战胜利，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直接就清退当时的伪北大教员，也包括容庚。
他想要抗争，却不成功。
当时，容庚还直接在《北平日报》上发表的《与BJ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上就无奈地表明：“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
其实，公开信很长。
他的理由也不止上面这些。
他说，燕大在成都复校，已经很多名同事过去，八妹容媛也过去，他留在北平是有原因的。
第一、他觉得日寇必败，无劳跋涉。
第二、他认为自己喜欢整理却缺乏想象，没有书本没法写作。
第三、他觉得自己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
第四、他认为自己素性倔强，可以证明自己的坚白（形容志节坚贞，不可动摇。）
此外，他还觉得北平沦陷，政府军队仓皇撤退，根本就不给人民内迁的机会。
还说自己受到不少的伤害。
还说自己有子女学生要教导。
当教师是责任。
他在伪北大是教授学生跟在燕大一样负责。
还例举自己这些年取得的学术成果。
还说，以梅原末治为团长的日寇调查团，打算沿着平汉线作文化史迹调查，自定县起至开封，行程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这事被他写信叫停了。
还说，自己在北平挨饿受苦，无愧于国家。
傅斯年不能开除自己。
结果，这封公开信一发出来，好多人都觉得容庚是书呆子。
这部分历史，很多关于容庚先生的纪念性文章或者研究性文章都没有提及，有的是刻意忽略，有的是根本不懂。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自己应该要写下来，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真要有机会发表这文章了，苏亦觉得这段文字肯定要删除的，不然对太不尊敬了。
容庚的写给傅斯年的公开信，并没有取得该有的效果，他还是被北大开除了。
被开除以后，他被李宗仁邀请到广西大学执教，因未开学，同年7月4日，接到岭南大学聘书，聘请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而东归广州，主讲“中国文字学”和“说文”等课程，兼《岭南学报》主编等。
后来，中大跟岭南大学合并，他才转入中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
这就是容庚先生的执教生涯。
他的学术成果，也跟他的经历有关，早年间的因为篆刻而学古文，到专门从事金文研究，都与之息息相关。
除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外，容庚对于汉字的简化与改革是有着突出贡献。
早年间，他还是钱玄同发起的“汉字革命”的支持者。
因此，他提出了两种简化汉字的思路：
第一、应用六书之例以造简字。
第二、制定两字以上合成之简字。
他的“简化汉字方案”跟钱玄同的“汉字简化”、傅斯年的“废除汉字”、赵元任的“通字方案”、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以及整个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汉字拉丁化”或“推行世界语”等方案一样，都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种应对。
其实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个大集合，容庚的方案也拥有自己的特色。
他是古文字专家深谙中国文字的演化轨迹，又擅长书法篆刻，因此相比“标准草书”，他的方案更有识别性，跟赵元任的“通字方案”比，他的方案不会造成“一字多义”，缺点也很明显，“两字合成”不易速记。
但是，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案“六书之例”跟“草书楷化”结合在一起编成《简体字典》，这书的刊印，对后来的汉字简化方案却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也是他对汉字简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此外，容庚对现代文字学学科的建设也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方面，稍弱于唐兰。
相比较，他更加擅长文献考究而短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燕大教书的时候也编写了《中国文字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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