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遗碑谁刊郭有道第3/4段
话说孙元起走后没多久，义和团就进了北京，整个北京乱成了一团。
“义和团”，在西方的文书记载中，通常被称为“暴民”。这确实不差，他们不光烧洋书、拆教堂，连电灯、电话、自鸣钟、管风琴之类都在破坏之类。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僚，或者外交官员，往往被冠以“二鬼子”的称呼，予以抄家，不少达官显贵都受波及，连孙元起的便宜叔祖、官至大学士的孙家鼐家里都被抄过，其他的可以想见。
老佟找了身破旧的衣裳，怀揣了六百两银票兑换的碎银子、铜钱，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连早饭都不吃，就在北京城转悠，或者在茶馆里打探消息。一听说哪里有抄家，立马过去，装作拾荒的，专门拣拾图书。如果见有拳民拿着图书，就用铜钱、馒头来换。别人问他要书干什么，他就装傻，说有人收废纸，做纸钱用。
六百两银子用完了，就每天出去捡。老佟不识字，但时刻记着孙先生交代“越多越好”的原则，只要是有字儿的纸书，都往家捡。义和团住进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老佟连蒙带骗，愣是一点一点地把京师大学堂里的纸片拾了个干净。连扔在水池里的，都捞上来带回去。
既然义和团被称为“暴民”，自然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看到老佟偷偷摸摸的往怀里装书，骂几句那是好的，动不动就上来打几拳、踢几脚。老佟只有陪笑脸、装孙子。有时候遇到暴戾的，把老佟殴打一顿，书撕毁，抢走身上的最后一个铜子，才扬长而去。等老佟能动了，又把撕毁的书给捡起来，带回去。
西历6月20号左右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是大清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之一，藏有各种典籍、以及印书的雕版木片，包括修《四库全书》时的底本，其中最贵重的当属《永乐大典》。
明朝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后人曾从中辑录佚书五百九十种。现存《东观汉纪》、《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辑出。
《永乐大典》正本被火焚毁，副本在明嘉靖后一直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移入翰林院。乾隆五十九年（1773）时曾对《大典》实存册数作过详细的统计：《大典》全书11095册，当时还剩9881册，佚去1215册。《大典》比较大规模地陆续散出，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的。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大典》）遂渐渐遗失。”而《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而非有些论著想当然的以为是英法联军盗掠。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3中记录了偷盗者的伎俩：“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这确实是“极巧妙刻毒”的偷书法。他们偷到《大典》后，多以十两银子一册售给他们的洋主顾。所以，王颂蔚在《送黄公度随使英法》一诗的注中说：“《大典》今存翰林院者……传闻英人购去，储博物院。”并在诗中发出“顷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的慨叹。
光绪元年（1875），翰林院中的《大典》只剩下不及5000册。光绪二年（1876），《大典》只剩下3000余册。光绪十二年（1886），缪荃孙在翰林院敬一亭中亲手翻阅过的《大典》即有九百余册。光绪十八年（1892），翰林院中的《大典》仍存有八百七十册，因为《翰林院旧书目录》下册明确载有：“《永乐大典》，存八百七十本。”光绪二十年（1894），《大典》也大约还有八百余册，因为翁同龢其时在翰林院中翻阅了此书。
老佟不知道从哪儿打探到的消息，从围攻使馆区开始，就在翰林院附近转悠。看见翰林院里官吏逃走一空，便找了辆大车，招呼老赵、老郑一块儿，偷偷地往家里运书。两三天内，足足运了十几车，堆满了三大间屋子。不知是老佟使了钱，还是良心发现，围攻人员对于老佟的这种偷运行为保持了默纸，做纸钱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段进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