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0章 运械前线第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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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至少要从广明元年(880年)说起。这一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的身份作乱,由于这个时代朝廷已经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所以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年)四月便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节帅同时,就尽占盐租,所以后来大宦官田令孜作为“观军容使”却没钱养兵,就请朝廷收回两池盐利,结果引起一场大战。

  明元年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曾经请降于贼,但由于黄巢贼军勒索巨量财物,又欲在河中征兵,王重荣忍无可忍,不久即发兵相拒。当时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就对手下说:“我为了不使巢贼祸害河中,忍辱负重,屈节以事贼,哪知道现在黄巢不仅要钱要粮,又要在我河中征兵,我若依旧如他所愿,今后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于是将黄巢使者全部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扎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想来想去,觉得沙陀精骑战力甚强,不如联合沙陀人。于是就有了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

  具体情况是这样:当时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日夜担心,便跟行营都监、大宦官杨复光说:“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

  杨复光出了个主意,说道:“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指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二月,李克用领兵四万至河中。

  李克用的沙陀精骑战力非同等闲,他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结果是“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于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于王重荣兴复唐室之功不无溢美。

  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于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至于说盐利究竟有多大,竟然能做这么多事?

  简而言之,唐朝朝廷的赋税,有一半出自盐税,而河中解池、安邑两大盐池之利,足足占了唐廷赋税的六分之一!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是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后来则出于无奈。王重荣的任蒲帅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节度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王重荣这时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建新城,二是“纳款帅臣”,两件事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所谓“恳辞剧务”云云,自然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所以说,王重荣中和年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朝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以此时唐朝朝廷之虚弱而言,能有这个结果,应该说已经很是不错了。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的死亡。

  僖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结果是“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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