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林甫之后第3/3段
至于淡泊名利，却是李曜这一瞬间的明了。李袭吉方才仅仅凭那几句半不搭调的话，便能将盖寓、李克用的心思全部猜得清清楚楚，可见他的政治智慧绝对不差。但历史上他的施政建议并不多，只是有一次，李克用势力大弱，不得已开始“整顿内务”的时候，他曾经建议说：“希望大王尊崇德礼，爱护部下与百姓，尽量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外边坚守以保境安民，同时练兵整顿军队，鼓励农业生产。自古以来都是平乱时期用武将，治国安邦用文臣。稳定赋税，规范法令，赏罚分明，那部下就没有强横之人乱政乱军；亲近正直人，那众人便不再担心被人诽谤诬陷。如此实施清明之政，则不求富而国家自然富足，不求安而国家自然平安。”
除此之外，李袭吉似乎便没有什么建设xing的意见了。
但刚才的那一幕让李曜发现，李袭吉绝不是想不出建设xing意见，而是肯定出于某种心态而故意不吭声。
什么心态，李曜此时难得去想，他想的是，这个人才，有必要挖到！
此人不仅是文士，还是能吏，这是在五代最为缺少的一类人才，不可不要。
须知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ri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为特征的“衣冠之士”，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此时还算唐末，衣冠之士还有一定地位，再过十年，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就会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zhongyang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chao。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ri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因此，李袭吉这样有出身，又有能力的人才，是李曜认为绝对不可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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