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晋李汴寇第3/4段
其次，朝廷要制止各级官吏侵犯商贾利益。如唐代宗大历末年下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肆货易者，罢之”。宣宗大中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使，观察使转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蹋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
即便昭宗——也就是当今天子李晔——也或多或少地已认识到商贾的社会职能也是巩固封建秩序的条件之一。为次特地诏令：禁止各级官吏在两京及各地的大小商业市场与津渡，要道之地擅征商旅横赋杂税，如有违犯者，将判以枉法犯赃罪以严厉惩办。朝廷严禁各级官吏阻碍遏制商贾往来和滥征商税，是为确保zhongyang的财政收入，以维护集权统治。同时，朝廷也必须注意这一时期重农和扶商是并存与对立的两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采取的措施。
如王抟一直因为前辈楷模的刘晏，在整顿改革财政上，很多方面都实行重商措施；贤相陆贽主张“商农工贾，各有所专”，能“咸安其分”；韩愈不仅以为农工商应并重，且对富商大贾的坐收厚利毫无非议。这反映了在大唐经济的发展中，商品经济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壮大。面对当时小商品生产者间相互服务，依赖的关系，朝廷不能不对商贾采取一定的扶植政策，通过商贾、百姓多佘产品的出售，获得绢帛、钱和ri常必需品等，既有了一定的缴纳国家赋税的钱物，也提高了广大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积极xing和收入，国富民强，也就从财政经济上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其三，中唐以后的一些藩镇割据势力和地方长官，对商贾及商业活动也注意笼络和利用。如山东淄青镇的李正已，年年与渤海通商，其孙李师曾说：“率贾人钱为助，以瞻军用”。节度使刘悟掌管的邢州，“是富商最多”。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不仅以经营工商业获行巨款，且“大贾皆假以牙职，所至多陵轹将吏”。穆宗时，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棱打破湖南“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茺不相恤的旧法，通流商贾”。又汴州土豪李宏，凶悖无赖，“强贷商人巨万，毫无一还，商旅惊波”，于是刺史任正理为保障商贾利益，决杀李宏。此外，有不少的地方长官均在辖区内积极施行通商务农的政策，收到良好的经济利益。这些措施，大都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商贾势力的迅速发展，强大。
其四，贵族官僚为了满足他们奢靡的生活，也依靠富商大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要分配保护商贾的利益。由此造成了这些贩运奢侈品贸易的中外商贾势力的上升。如张籍说：“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常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他们可以往来各地，不入籍不纳税，获至巨富，而那些掌握着珠宝等贵重奢侈品贸易的外商，更是遍于各地，为数众多，开设店面，投放高利贷，大量购田买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勋之乱、黄巢之乱相继爆发后，朝廷为筹办军费，大肆搜刮中外富商的金银财宝，之后又想要借钱于外富，遭到不少官吏的反对和斥责，从其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乃至更大的政治利益出发，朝廷也不得不优惠和保护商贾。
中唐以后ri益发展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引起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的比重逐渐增大，迫使封建政权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都给商贾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便利，这使商贾的经济力量蒸蒸ri上，其中有不少变成了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他们为了保持经济上的优势，继续增值财富，改变自己的卑贱地位，避免封建政权的打击和限制，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封建政权的阶级本质和中唐以后朝政的ri益**，为商贾谋求其政治力量开启了绿灯，这样，商贾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势力扩大，膨胀起来。
其五，唐代的富商大贾们主要凭借其经济富有贿赂官府，来谋得经济政治利益，当然这一点，在唐前期就很盛行。如高宗时长安富商邹风炽，因其巨富，常与朝廷显贵游乐，结交朝贵权士之多，实为可观，并能出入宫廷，在皇帝面前夸富，其势之盛，可以想见。武后时，蜀商宋霸子等人能参加宫廷宴，甚至在内殿赌博。蓝田富商倪氏在御使台理其私债，中丞来俊臣接受了他的重贿，竟然“断出义仓米数千石以给之”。钱的威力之大，连御使台也能贿通。而中宗时的众多富商豪贾假递度，降低户等，逃避赋役和补府若吏等，全是由于贿赂官吏，在其庇护下造成的。这不仅加剧了小农的破产流亡，而且使zhengfu的赋税徭役来源也遭到重大损害。中唐以后，商贾贿赂结交官吏之风更为盛行。玄宗时京师巨商王元宝，竟以金银为壁，用钱铺地，随意谒见皇帝。甚至连玄宗也不得不承认“至富查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说明占有经济财富的人几乎可与握有政治权力的人相匹敌。王元宝、杨崇义和郭万金等富商，“各以廷纳四方多士，竟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种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不难看出富豪贾经济力量的雄厚与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由于这些商贾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君王，能出入百官公卿的府第，在社会上有其强大的势力。高适曾对富商结交，贿赂官吏所行的种种好处指出：“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职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买旁人独悉苦。商贾致富后结交豪贵，就能随心所yu地为所yu为，无恶不作。
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突长，商贾们更贿赂藩镇，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力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一些藩镇境内，只要商贾及其弟子贿钱献财，就能成为将官。
大商贿结大官，小贾贿结小吏，逃脱赋役，从两京到各地方上都盛行，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等朝，都曾下诏令，严禁富商大户在禁军、各级官府和藩镇获得一席之地。诏令的一再颁布，正说明整个官僚阶层的**已经无可救药。同时也表明zhongyang集权的ri趋衰弱，从而宣告了唐朝初期以来的抑商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商贾势力的膨胀，不仅迫使朝廷承认富商贾本身差役的优惠特权，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贾大都逃脱赋役，官府的徭役赋税全都转嫁到贫民身上，朝廷**和一般官僚的贪婪，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正是“君与有司受jian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乱……朝廷yu之速仇，不得其术，而墨吏贪jian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she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费恤也”。由此可见，官商的本质联系，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jian，利益均沾，共同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ri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贾们还利用资财来获得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唐以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卖-官之风ri渐盛行。如杨国忠遣侍御使“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ri间得钱百万”。南逃以后商贾乘机大肆逃避赋役。而中晚唐时，自宰相乃至县令等官职均标价列肆出售。为此，商贾们用钱买-官，纳银求职之事层出不穷。“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se役免”。至德年间，朝廷曾干脆公然告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于终身优复”。为获得商贾资财，不惜给予终身免除徭役的经济特权。僖宗时国库虚竭，贷商旅富人钱谷以应急，而给予御史等官职。
朝廷的很多无耻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额利息，纷纷向富商大贾借钱。如“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商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然后得之，末尝有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宪宗时，郑滑严禁各级官吏阻碍遏制商贾往来和滥征商税，是为确保zhongyang的财政收入，以维护集权统治。同时，朝廷也必须注意这一时期重农和扶商是并存与对立的两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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