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时月 第一百三十二章 科举制度第3/4段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好在，赵祯这个时候，这种监考制度还是执行度非常高的，至少在陆垚这次考试过程中，想要作弊，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陆垚多少还是觉得有些欣慰的，别的不说，就拿现代的大大小小各种考试来说，作弊者真的是不计其数，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了，直到现在，每到考试的前一个月，甚至于两三个月前，各个学府的门口就总会出现这么一帮人，会小声的问你，四六级包过，需要么？
又或者，每个教学楼内，也都开始有小广告的张贴了。
虽说科技在进步，但是这些投机取巧者们的手段也在进步，现在看来，古代的这种考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监考的严厉程度可要比现代的考试要严格多了。
最关键的，还是说处罚的手段，要知道，在古代如果真的被当场发现作弊，那最大的处罚，可是要杀头的，或者，终身禁止你考试。这样的惩罚，可比现代只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处罚要强太多了。
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举行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疲于奔命。因此从宋太宗以后，科举实际上已没有每年举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
虽说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陆垚已经做好打算，若是自己取得了一个好名次，获得了机会，一定要建议赵祯取消这个典礼。
很简单，当着所有考生的面直接公布所有人的成绩和名次，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人来说，自然是内心无比激动，他们可以肆意的去嘲讽那些成绩不如自己的人。
而对于那些排名靠后，或者说直接落榜的人来说，这会是多大的打击呢？要知道，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最后获得成功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部分罢了，实在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么一些人，去打击其他人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式推行科举改革：科举只设进士一科，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泛称“诸科”）都撤消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仅试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科举考试前期重在诗赋论策，后期重在经学，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枢纽。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明清科举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的。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反对。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现在王安石还没有举行变法，按照他的年纪来说，应该也不过就是在地方做一个地方官罢了。若是自己哪日得到机会，将王安石请过来，再让他和苏轼好好交流一番，说不定，双方可以化敌为友。毕竟两个人都是陆垚十分崇拜的历史人物，陆垚可不想到最后这两个人发生什么大冲突。
而且，王安石的变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陆垚此举，也等于说是在救王安石。
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推翻了科举改革，仅保存了新法以经义取代墨义的部分。元祐四年（1089年），由于经义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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