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第2/4段
至于骑兵反冲锋，就更容易。
（3）中原军队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利用己方熟知地形、拥有民心的优势，通过设伏、截击等手段打击北亚骑兵集团。使用的兵种，既可以是骑兵，也可以步兵，也可以步骑结合。总之，要以具体情况而定，选择良将精兵，并给予良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力。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兵者，诡道也。”
4、防守反击的出击距离，下限是有利的后方屏蔽（比如城墙）外五十米，上限是骑兵一次突击能达到的极限。这是短促反冲锋，是一种有限使用武力的战术。
防守反击既然要做到“势险节短”，出击距离一定要控制，以避免己方的攻势变成“强弩之末”。
另一方面，从敌方来分析，北亚骑兵有机动优势，在地利和战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绕行到中原军队突出部的侧翼和背后进行打击。
所以，中原军队的反击，必须时刻考虑背后和侧翼的安全。在战斗的开始，由于背靠城墙或大山等屏障，背后无忧；侧翼有山有水，也安全；当反击开始以后，突出部的侧翼和后方逐渐暴露，且越来越大，有被敌方利用的可能。所以，出击距离必然有客观限制。
（1）一般情况下，步兵反冲锋距离的限制是五十米。
五十米这个距离，是历代兵家总结的经验，对这个数字的论证，涉及到步兵的速度、阵法的排布和应变手段、后方弓弩兵的火力支援诸要素。本剑客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三》里，从对二线部队和预备队布置的分析入手，在阵法排布和应变上，论证了这个数字的有效性，参考的军队和阵法来自于明朝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使用兵力为三千人，数据为“三十步”。
实际上，早在唐朝的李靖也提出了这个数字“三十步”（详情参见注解5）。中国古代度量衡，单跨为跬，双跨为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天的1.5米略少，明朝一步相当于1.6米略强；所以，两朝的“三十步”都在五十米左右。
（2）防守反击的最大出击距离，由骑兵的突击能力决定。
中原军队虽然常常骑兵比例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骑兵，而骑兵的战场速度通常超过步兵。所以，在适当的战场、适当的时机，发动骑兵突击，是比步兵反冲锋更为有力的反击手段。
中原骑兵的突袭能力，汉唐大规模远征，数千里的不少见，但这属于长时间进攻，不适用防守反击这种短时间出击的情况。考虑到马匹的耐力和恢复的需要，短促突击的时间通常应以一昼夜为上限。东汉末年，曹操追击刘备，一昼夜奔袭三百里（汉朝一里为415.8米）；唐初柏壁之战，李世民追击宋金刚，一昼夜两百余里（唐朝一里540米略少）；明朝将领出塞“捣巢”，多是两三百里；明朝戚继光在《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里说，蒙古骑兵骑肥壮马，一天一百五十余里。所以考虑回来的路程，对半分，防守反击中骑兵的突击距离以30公里为一般值，60公里接近极限。大于这个数字，属于特例，需要将领认真考虑，如果敌军组织、指挥系统被彻底打垮，就可以继续追击。
5、由以上数据综合推导，中原军队建立有利城池的位置，应在离山区水畔30公里上下，具体数值要根据具体地形和后勤供应状况来确定。如按正方形计算，其有效控制范围为（x+Δx）^2；x为正方形城池边长；Δx为出击距离，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变量。如果按圆形等图形算，根据几何学类推。
三、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的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它是一种立足于依托山水地理、城池和有效控制领土的积极防御战，是服从于客观条件下的主观积极的选择。它的特点，军事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位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以城池为中心的人口和资源，策略是有限使用武力的短促出击，不能归于平原野战，更谈不上崇尚野战取向。
关于以上一点，本剑客已经在“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一节中做了详细说明。曾瑞龙在《经略幽燕·绪论》中开口就乱说，在说宋军的野战取向、力争平原时，竟然紧接着举了“满城之战”的例子。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满城位于今保定市西北，其西边紧邻太行山脉，最近的山丘离满城不到2公里。在这种地方打仗，也能叫“力争平原”？在保定——石家庄一线进行传统的、符合军事客观规律的依托城池和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并非野外随意机动，也能延伸出“野战取向”问题？曾瑞龙只有一点说对了，是宋军“积极”。但这种积极，是立足于军事客观规律的。
（一）、由于是防守反击，中原军队的战役组织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这是也是由军事客观要求决定的。这种战役的组织，本身不存在所谓的“高组织风险”，更不能以此为宋朝猜疑压制武将的政策做辩护。
在前面，本剑客已经就防守反击的空间和时间的数值进行了论述。出击的距离为Δx，通常情况下，50米<Δx<60公里。骑兵突击的时间以一昼夜内为通常值，大于此数，则将领要谨慎认真考虑。
曾瑞龙对这种防守反击原则，将它和其他军事突袭行动一概归为“急促的战役法”，根本就是不懂装懂。曾瑞龙还将此作为五代至北宋军队的经验习惯来理解，曲解到“文化”概念，使人不禁大笑。中国兵家思想、理论、实践，都是立足于客观世界、服从军事斗争客观规律的，以军政合力为最高原则，统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是严格遵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学科，不是一枕黄粱的文人文化。
（二）、曾瑞龙在论述宋军的“高组织风险”上，举例就很多错误。比如：
1、君子馆中李继隆的脱逃，从部队分派上来说，刘廷让只是把李继隆定为后军（即预备队）、没有让他乱动，如果这种安排在客观上也能有“高组织风险”的话，那有哪种军事部署没有“高组织风险”？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宋太宗在军权问题上的猜忌，导致前线宋军指挥权的难于统一，从而违反军事斗争“斗众如斗寡，我专敌分”的客观要求。而李继隆又是皇亲国戚身份，自恃有点军事韬略，才会战前不和刘廷让认真讨论，战时一见不妙拔腿就溜。
其实，李继隆在军事素养上，是一个中规中距的将领，对中原军队的防守反击原则掌握得很好，这从他前后的战史可以看出（如满城、唐河等典型的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但是，这不能掩盖他自恃皇亲、独断专行、“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风。
2、陈家谷口之战，王侁、潘美等人不按照与杨业的约定，致使杨业回撤时孤立无援，是典型将领间不和猜忌造成的失败。这种战斗组织，根本就谈不上复杂，甚至谈不上战役，兵力分为两部分，杨业率领一部分兵力与敌周旋，潘美、王侁设伏等候；时间跨度也仅是从一个白昼；这种战斗都组织不好的话，宋军根本就不用战斗了，直接等辽军把城池周围抢光了事，然后举国投降。
3、曾瑞龙还举了曹彬的例子，这就更反映出他无具体分析、为观点找论据的毛病。同样是曹彬这个人，同样是十万大军，在赵匡胤赐剑给予专杀军权的保证下，曹彬顺利平灭南唐；到了赵光义命将北伐时，曹彬就压不住诸将的议论，进退失据，最后在岐沟关大败。要么，两个战例都有“高组织风险”，征南唐只是侥幸胜利。要么，问题核心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役组织的高风险。
其实，曹彬此人，军事素养不高于郭进、王全斌、潘美、田重进等人。宋太祖赵匡胤用他，是看他行事谨小慎微、不犯上的特性，符合自己防范大将兵变的需要。宋太祖平南唐，计划完备、军事准备充足，只要曹彬能率领诸将按计划行事，就能征服虚弱的南唐。所以，宋太祖赐剑给曹彬，给他专杀的权力，建立军事威信。
宋太宗就不然，他本身也是不明不白上位，猜忌更重，在设置监军上就可以看出：名将郭进死得蹊跷，监军田钦祚敢于欺凌他就是一件怪事。陈家谷口之战，监军王侁起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曹彬北伐，其本人才略并不出众，宋太宗也没有给他统驭十万大军的专断之权，更在后方千里之外不断发命令指挥前方军队，造成曹彬的军事决策受到多方干扰，陷入混乱。而这，不是战役组织风险问题，是选将和军事指挥系统的问题。
《孙子兵法》说：“斗众如斗寡”。
《通典·李靖兵法》说：“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
宋太宗在选将、军事指挥体系和战略决策上的责任，是脱不掉的。
（三）、后周至宋，争取夺回幽云十六州的行为，是遵从中原军队防守反击原则（既是战术、也是战略）下的理性选择。不如此，中原王朝就无法和北亚集团保持军事均衡，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军事战略地理状况。这是由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空谈什么战略文化、外交、强权政治思维等等，都是离题万里。
前文已经论述过，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俯瞰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
所以，立足于客观实际，后周和北宋就必须收复幽州在内的以燕山、太行山为依托的众多战略要点，以此首先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高度提炼的这些原则，小到战技、战术，大到战略、国策，都是适用的。脱离这种立足客观实际的思考，妄想和辽之类的北方集团保持长期和平，不是变成幻想狂，就是精神病。
难道要把中原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幸福，寄托在毫无军事基础的和议上？寄托于北亚集团的人性？那女真从受辽压迫、到反抗辽、再到侵略宋的过程中，辽的人性、女真的人性，又是什么样？
四、曾瑞龙的“战略文化”提法错误百出。
（一）从个人战斗到军队组织，再到战役组织，最后到国家战略，是立足于各自客观层面的行为，受到不同的客观要求。个人要勇敢善斗，是战场斗争第一线的要求；组织要纪律严明，指挥要如臂使指、兵贵神速，是军事组织和指挥的要求；国家战略要慎重选择，是力求国家长盛不衰的要求。
曾瑞龙在《内政导向与野战取向·结论》中列了一个表，按战役层次和武力强度为两个坐标轴，从大战略说到个人战斗，提出层次越低、武力强度越高（好勇斗狠），是msp;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满城位于今保定市西北，其西边紧邻太行山脉，最近的山丘离满城不到2公里。在这种地方打仗，也能叫“力争平原”？在保定——石家庄一线进行传统的、符合军事客观规律的依托城池和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并非野外随意机动，也能延伸出“野战取向”问题？曾瑞龙只有一点说对了，是宋军“积极”。但这种积极，是立足于军事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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