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第3/4段
其实，这都是军事斗争乃至国家间竞争的客观需要。明朝名将戚继光是一位从团级军官成长为十几万大军主帅的将领，他的履历完整，其兵书著述丰富，可以为世人提供军事斗争从小到大的客观规律。
戚继光在最早的《纪效新书·十八卷本》里说过：“按照我这个职位，本是一参将等级，所以我所思考的，不超出训练指挥三千兵马的兵法范围；宁肯言语粗鄙不完美，也要求得实在的效果；不敢粉饰语言写繁琐的文章，做些表面的虚文。”
1、戚继光在首先选兵时，就提到：“义乌人的本性介于机诈和勇锐之间，尤其有血气之勇。虽然冲锋时比处州人胆小一些，但能够连续作战，同一场战斗中还能奋勇反扑。（故而戚继光选择了招募义务人练兵）绍兴人就难训练，心思伶俐，见敌就走，敌人撤退就追，敌人返回又退，反正就是不短兵肉搏，只愿意干守城、扎营的劳动活。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但是，武艺高只能给本身就有胆气的人增加胆量，不是说懦弱胆小的人只要练好一种武艺就能立刻胆大起来。只有平素就有胆气的人，加上力气大、高大壮、伶俐，再加以练习武艺，这是锦上添花，不可多得的人才。”
（1）所以，基层兵将的首要特性，就是要勇敢，有胆气。
（2）其次，要练习武艺。戚继光说：“你们既无躲身的法子，又不想学习武艺，不是与性命有仇的人、不是呆子，又是什么？”
先秦《孙子兵法》说：“兵无选锋，曰北。”
2、戚继光后来到北方统领十几万（约十六万）大军时，写下了《练兵实纪》，《练兵实纪·严节制》里说：“兵法的节制有二种情况。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势如风雨般快速，来不及由主将赏罚管理，只能由领头的人一语传呼命令，这种情况，没有通常的节制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就是临阵将领的节制。如果用数万之众，在堂堂原野之间，就要求法明令审，行动和停止都有规则，使得强者不能独自进击，弱者不能独自后退，整个大军静时如山岳般稳固、不可动摇，动时如江河般汹涌、不可阻遏，即使乱了还能回复完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组织完整、打不烂的军队击败敌人。所以，离开了节制必不能成强军。”
3、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里说：“哨官以上，弓马技艺，都是次要的，不能放在首要位置，但也必须有一项武艺，然后以此为保障，可以临阵当先。而且在平时教练时，必须知道一项武艺的长短处，才可以教人。能够遵从主将的命令，能忍受下面军士的抱怨，不贪图士卒的钱财，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略识文字，有上进心的，就大致可以担任千人之将了。”
4、由以上三点可知，基层的军事要求，就是勇敢武艺高，而遵守纪律是基本的军规，都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是统一的，两者之间不是矛盾。曾瑞龙在“个人战斗”中说五代到宋的“好勇斗狠”，是与更上层次的矛盾，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根本就是军事外行的话。而且他还举些骑兵将领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更是将骑兵指挥要求飘忽机动、果断触突、灵活进退的客观规律置之脑后。
（二）、在战术和战役组织上，前文已经大篇幅论述过，防守反击的原则是中国军队的客观理性选择，客观基础是地利、城池、军事优势、正确的战术选择，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此基础上，做到“势险节短”、“兵贵神速”。
曾瑞龙在“战略文化”概念中说五代到北宋的战术是“崇尚野战”、战役法是“先发制人、纵深突破”、崇尚“急促战役法”。本人已前文已经证明过，这是对古中国军事思想的曲解，历史事实也不支持他的观点。曾瑞龙根本就没弄懂军事史，举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比如：
1、五代时王晏球的定州之战，并非曾瑞龙以为的“野战取向”（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近身肉搏）。
本剑客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一开始就介绍过王晏球这一战，综合《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晏球的原部署是以城池为基地建立防御，曲阳之战是被逼迫的遭遇战。过程如下：
战役第一阶段：天成二年，王晏球被封“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带兵戍守满城（今保定西北），在定州东北面。定州王都遣人招诱北方的契丹，契丹主遣秃馁带万骑救援王都。晏球升任“北面行营招讨使”，他得报秃馁兵将要袭来，就留“宣徽南院使”张延朗屯守新乐城（定州西南），自率兵在望都城阻击契丹兵马，防止契丹军与王都军会合。（望都在满城西南，定州东北）
战役第二阶段：而契丹军从其它道路进入定州，与王都军合流，出其不意地击败南边新乐的张延朗军。张延朗大败，收拢剩下的部队，向新乐西北面的曲阳城进发，以求和王晏球军会合。王都率军乘胜追击。
战役第三阶段：王晏球率军从望都向西南方的曲阳撤退，行进到曲阳城东北的河边时（长星川），刚刚坐在马扎上，准备指麾军队渡河进入曲阳，而这时，王都和契丹联军就追杀（张延朗）到了。王晏球与左右十余人连发箭射击，才将王都军的前锋击退。这时，双方的后军都到了。王晏球战在高冈上（嘉山），命令诸将都收起弓矢、用格斗兵器，敢于回头看的人，斩。于是，符彦卿以左军从左攻，高行珪以右军从右攻，中军骑士抱着马项持剑冲入敌军。王都和契丹联军于是大败，从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达六十馀里（定州在曲阳东南）。王都与秃馁逃入定州城，不敢再出来。
战役第四阶段：契丹主又派遣“惕隐”特哩衮以七千骑增援王都。这时，天下大雨（地形、路况更不利骑兵），于是王晏球出军在唐河击败特哩衮军，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
战役第五阶段：随后，王晏球进攻定州，长时间都不强攻。后唐明宗几次派人催促他快点破贼。王晏球认为不可急于攻击。他手下的偏将硃弘昭、张虔钊等人宣布道：“晏球害怕了！我们要执行皇帝的命令，攻城。”于是，他们驱兵进攻，结果，果然战败，死伤三千余人。于是，诸将不敢再说进攻。王晏球于是就让士卒休养恢复，用周围三州的赋税做粮饷，并把自己的俸禄私财都用来买牛肉酒菜，犒劳将士。围城日久，城中的王都军粮尽，于是先放出居民万余人，几次和契丹将秃馁商量突围逃走，但是没能成功。最后，王都的手下马让能献城投降，王都**而死。
（1）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王晏球无论从军事素养到临战指挥，都是持重的将领，并不崇尚“速决战”。曾瑞龙不详查整个战役的经过，轻浮武断地理解其战术战略，是一种“说书先生”的行为。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得清楚：“晏球为将有机略，善抚士卒。其击秃馁，既因败以为功，而诸将皆欲乘胜取都，晏球返，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
《旧五代史》也说：“晏珠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馔，与将校筵宴，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战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以功授天平军节度使。”
以上都说明，中国古代兵法，以及举朝君王文臣最终认可佩服的兵家理念，都不是速决，也不好杀，更不是野战，而是“全胜”。
2、曾瑞龙举的阳城之战的例子，也是错误的。《资治通鉴》记载：
当时后晋军会集于定州，然后沿石家庄——保定一线向北收复满城、遂城，撤退到虎北口的耶律德光闻讯，率军八万骑反扑。
后晋军退守泰州。后晋军到泰州（保定市东北马庄）的第三天，契丹军前锋赶到。
契丹军前锋到的第二天，后晋军退守阳城（今保定市南的清苑县东壁阳城村）。契丹军前锋跟随。
第二天，契丹大军到达阳城。后晋军与之交战，击败契丹军，追击十余里，契丹逃过白沟而去。
前次契丹大军到阳城的第三天（即两天后），后晋军结陈向南撤退。契丹军又返回包围后晋军。后晋军诸部合力战斗，边打边走，当天，才走十余里，人马饥乏。
离开阳城的第二天，后晋军走到白团卫村，埋鹿角建营寨。契丹军布置几重包围圈，又派奇兵绕到寨后断粮道。这天晚上，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挖井，才挖到水，旁边的土就崩了，士卒取泥水，用布帛包起来绞出水，然后饮用；因为取水慢，人马都比较渴。
到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风更大了。契丹主耶律德光坐在奚车中，命令手下道：“晋军都在这里了，应当全部歼灭他们，然后南取大梁！”于是他命令重甲骑兵下马，从营寨的四面拔鹿角进攻，准备步战肉搏进攻晋军，并且顺风纵火扬尘以助涨其声势。
后晋军军士都愤怒了，大呼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用兵，难道要士卒们等死吗！”诸将也都请出战，杜重威说：“等风小一点，再看可不可以。”
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一旦打起来，双方都看不清对面有多少人、主力在哪里，所以用不了计谋，只有力斗者胜，这大风是天助我也。要是等风停了，敌人看清了，我们恐怕就被杀光了。”于是马上叫道：“诸军一起出击杀敌！”又对杜重威说道：“您善于防守，我就用中军决死冲锋罢！”
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计，都说：“北虏得风势，等风向变了再交战比较稳妥。”张彦泽也这么认为。
诸将退下，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人药元福独自留下，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已经很饥渴，如果等风向变了，我们就都被俘虏了。敌人以为我们不能逆风作战，那我们就应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这就是兵家诡道。”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以身殉国！”于是和张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率领精骑兵出营寨西门反击契丹军，其他诸将跟随出击。（注意：东北风下，向西进攻是顺风！）
契丹军退却数百步。符彦卿等人对李守贞说：“接下来，是带队在营寨边来回扫荡防守？还是一直向前冲锋，以最终获胜为准？”
李守贞说：“战事进行到这里，怎么可以回马！正应该趁敌人败退，长驱取胜，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
于是符彦卿等人继续跃马冲锋追击。风更大了，吹起的沙尘，让天地如夜一般。符彦卿等人率领万余骑横冲直撞，杀入契丹军中，杀声震天。契丹军大败而走，如同山崩一样溃败，不复组织。
这时，李守贞也下令步兵拔出营寨边的鹿角，出去战斗。于是步骑联合冲锋，追击契丹败军二十余里。
契丹的重甲骑兵由于已经下马，仓皇之中不能重新上马，只有丢弃马匹和盔甲兵器。契丹散卒到了阳城东南的河边，才稍微恢复阵列。
这时，杜重威说：“贼已破胆，不能让他们重新集结列阵！”于是派精骑冲锋，把契丹军彻底打败。契丹败军都渡河而逃。
契丹主耶律德光乘坐奚车走十余里，见追兵快追上了，马上抢一头骆驼，骑着逃走。
法》说：“兵无选锋，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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