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新兵营中第2/3段
这也是顾柯决定在新兵营中取消这个时代通行军法里各类残忍的肉刑后，替代肉刑用于震慑违背营规，死不悔改新兵的新法子。
一开始刘苌和徐逸对此还颇为怀疑，在他们的认知里，军队中倘若没有肉刑，如何才能整肃军纪？如何才能弹压士卒？主将岂不是没了威严？
然而在亲身体验过小黑屋的威力后，刘苌甚至需要别人搀扶才能离开禁闭室，脸色苍白得像是刚流了好几升血，从此再也不提恢复肉刑的事了。
有这等恐怖的先例在前，这些出列罚站的新兵可不敢对杨箕有半点不敬，生怕得罪了“黑脸猢狲”——这个称呼被小沙弥顾全武扩散开来，现在已然是新兵营里通用来指代杨箕的说法。
但杨箕只是简单地教训了犯错的新兵，见他们重新打起精神后就不再打骂他们，反倒和他们一起挺直了背脊“罚站”起来。
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军营里动辄断肢，斩首的恐怖刑罚，华亭团结新兵营里多了些人情味，能吃饱睡好，但在管理的严格上又超过了那些提倡使用肉刑的军营，让这些新兵一时间是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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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尽管杨箕时常用不准吃饭来惩罚犯了事的新兵，但新兵营内的官兵都是同样的饮食待遇，营主与新兵所吃的饭菜都是净莲社提供的大锅饭菜，并没有开小灶的行为。
身为副营主的刘苌本人因为个人经历，也是个极其讨厌待遇特殊化的。
因为太过讲究官兵平等，他在庞勋军中时也堪称异类，经常被人排挤去最危险的战场殿后或冲阵，如果不是武艺高强兼之命大，早就交代在战场上了。
如此官兵一体之下，尽管训练十分艰苦又枯燥，新兵们大多也没有将怨言投向顾柯或营主，顶多暗地里骂两句“黑脸猢狲”。
经过一旬的训练后，新兵营每日出操和晨跑掉队的情况已经少了许多，被罚站的新兵从最开始的近三分之一降低到了五十余人，或许用不了多久，杨箕便没法再拉人出列罚站了。
当然有人肯定会疑惑，养兵花钱如流水，为何初步恢复了浙西盐政收入后，顾柯就能有如此财力来供养这上千兵丁这般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在往日大唐盐政尚未败坏时：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第五琦，刘晏盐铁改制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设置盐监的地方州县官员逐渐与其辖区内的盐监官员合流，也即由地方州县官员兼任盐监官这一早期被严厉禁止的行为越发普遍。
以至于朝廷在对官吏进行考功时，也不得不把其辖区内的铜铁盐等官营产业的产出纳入每年的两税征收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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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柯本官乃是华亭县丞，但曹确让他主持的却是华亭县的盐政改制，故而他在浙西观察使衙门内的职务是巡盐判官，为了便于实际处理盐政事务再给他兼职了一个嘉兴监巡盐副使的职务。
而刘晏改盐政和杨炎改两税法时都将每年征收的赋税分为三部分，即所谓“两税三分法”：
除去运往长安的部分，还有上缴州县所在观察使衙门，节度使衙门的部分外，其余部分留在州县所在地的官府以备缓急。
刘晏更是将盐税收入的近三成留在各地巡盐监院，用于打击私盐，扩大生产，改良技术，筹备转运事宜。
元稹曾有言：“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为入，定额以给资。”
可惜这种理想化的情形并未维持多久，唐宣宗上台后更是将会昌中兴时好不容易短暂恢复的良好财政挥霍一空，彻底让两税法改革最初的用意沦为空文，三十年来盐政败坏日甚一日。
顾柯用来养兵的财源很大一部分便来自借巡盐监院名义合法截留的盐税收入，曹确借着筹建团结兵五十余人，或许用不了多久，杨箕便没法再拉人出列罚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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