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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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李云龙的意料,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

  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只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

  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烦琐,比如组织毛**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趴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

  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丁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

  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

  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

  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吃他娘的土豆烧牛肉,能不修吗?所以,今年的春节要突出政治,要忆苦思甜,大鱼大肉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队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嗯,还有件事,各单位的政工干部要严格把关,老贫农、老工人没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忆了半天硬是忆到1960年去了。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还不成了反革命?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你小辫子揪谁?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要真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你是活该。好啦,我就说这些,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

  身为政委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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