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1/4段
蔡继刚终于接到军委会命他返回重庆的通知,他和沈光亚从西安搭乘运输机回到重庆。下了飞机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徐永昌派车接回机关开会。
蔡继刚走进会场才被告知,这是一场高级别的战略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国军敌后战场的成败与得失》,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主持会议。
蔡继刚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研讨会?这位徐长官倒真是坐得住。
徐永昌是位老资格军人,无论从年龄或资历上都算是蔡继刚的长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军界,凡是重量级的人物,大部分都有拖着辫子在清朝军队中服役的资历。徐永昌也不例外,他1898年进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读书时,蔡继刚还没有出生。武卫军的随营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初级军校,徐永昌在宣统三年毕业时,授副军校衔,相当于中尉军衔,他见习后被派往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做副哨长,这个职务相当于副连长,那年蔡继刚才八岁。凡在军中服役,最重要的是资历,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但中国军队的特点是,只要有了资历,哪怕没有能力也没关系,资历就是一切。
以蔡继刚的眼光看,大清国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一百多年来就没打过任何漂亮仗。它的随营学堂更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哪里算得上是军校?这种落后的军事教育是时代造成的,对老一代军人当然不可苛求。但可怕的是,在战争中,与我们作战的对象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他们的作战能力超过我们几十倍,面对这样的强敌,我们的国力和军人素质本来就处于下风,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却掌握在这些老军人手里,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头脑僵化,固步自封,完全不懂现代化战争。这些将军有可能人品正派,甚至德高望重,但这些优良品质不应是可以统帅军队的理由。所以,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除了打败仗,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徐永昌对蔡继刚一直很客气,他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蔡继刚的字“云鹤”,而单独相处时,则亲切地称他为“小蔡”,这很能表现出老一代军人虚怀若谷的气度。
徐永昌一见蔡继刚就大声说:“云鹤,你来得正好,都说你有战略思维,又有美国军校的背景,大家都等着听你的高见呢。”
蔡继刚发现,与会者多数都认识,这些人虽然都佩着将官军衔,但大部分不是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而是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参、高级幕僚之类的将官,这类人从没带过兵,更无实战经验,但纸上谈兵却都头头是道。
蔡继刚站起来向大家敬礼道:“对不起,各位长官,我刚从前线回来,没有准备,只是看了看今天讨论的题目,既然徐长官点了我的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个题目简单谈谈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长官能和我一起探讨,形成互动,就算观点不能统一也无妨。”
徐永昌插话道:“刚才大家讨论到,此次豫中会战的失利,虽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战区主官指挥失当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统帅部对广大敌后战场重视不够,只关注正面战场的失误。云鹤,你以为如何?”
蔡继刚坐下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委座就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主要活动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如果加上地方部队,我军在抗战中、前期,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
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太原失守后,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后调整为六个,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三路军,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太行山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而太行山东南部一直在我们手里。另外,卫立煌部的中条山、太岳山根据地虽属一战区直辖,但也在山西境内。从作战效果上看,战争中、前期我敌后部队的战绩相当突出,中条山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日军的重兵围攻,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而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弃。除此之外,我军控制的还有吕梁山、恒山等根据地……不过,1943年以后,除吕梁山还在坚守外,我军其余的根据地都基本失守。”
来自九战区的少将高参石敬源也发言:“我九战区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为根据地,在前后三次长沙会战中,协助国军主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全部破坏,使敌人重炮、坦克、卡车等皆不能通行,应该说,九战区的敌后将士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
徐永昌插言道:“诸位,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云鹤啊,我有个问题,现在有这么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蔡继刚有些踌躇,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
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现在的事实是,在抗战中、前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很遗憾,结果却很不一样:我军的敌后根据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却扩展到十余省,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搞清楚这一点,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对共产党的问题,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徐永昌鼓励道。
蔡继刚下了决心:“好,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而与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他们没有条条框框,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
石敬源说:“云鹤兄,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比如第一、二战区的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等,第三战区的天目山,第五战区的大别山,第九战区的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根据地,都是可攻可守,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事实上,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究其原因,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有很大关系。”
彭述桐插言道:“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异议,我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坚守了四年,长期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其无法南下,这是事实。”
蔡继刚继续说:“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军在敌后的战略布局使敌人很不舒服,如芒在背,那么必然要引来敌人的凶狠报复,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力度。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我敌后作战与正面战场配合越多,主动出击的次数越多,招致日军的扫荡也就越多,扫荡的力度也就越大,敌人每报复一次,根据地的面积就缩小一些。这种情况不只是我军,八路军也一样,他们的百团大战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另外,我军在敌后战场的失利,也有其战术不当的原因。以中条山之战为例,日军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一个骑兵旅团总计十余万兵力,三面围攻我根据地,而我军是如何迎敌呢?很遗憾,整整七个军被配置在宽170公里、纵深50公里的狭窄区域内,依托天险和工事与敌硬拼,硬是把游击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打法,不败才怪。我看八路军就吃不了这个亏,人家的战术灵活多变,通常是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留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其主力则跳到外线作战,攻击敌人防守薄弱地区,使敌人主力不得不回援,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战法很有效,敌人的攻势自然会瓦解。中共军队的战术原则是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先是避其锋芒,保存自己,然后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种战术值得我们借鉴。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兵力有限,他们只能占据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而不可能在广大偏僻乡村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秩序,所以,只要八路军保存住自己,等日军结束扫荡,返回驻地后,就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石敬源表示同意:“云鹤兄的分析非常精辟,我认为我军虽然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战场,也相应作出了军事部署,但我们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我想听听云鹤兄对游击战的理解。”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军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以一个工业强国率先进攻一个农业弱国,以图迅速占领大片国土,这样就可以把占领区内的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之效果。而游击战的精髓在于阻止敌方利用占领区内的资源,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拖住及消耗敌方的力量,使其正向战力转化为负向战力,把被占领地区变成敌方的巨大负担。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我军应在战略战术上树立一个原则,首先是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不要在乎歼敌数字的多少,因为歼敌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使敌方战力由正向转为负向之效果,就算是成功的游击战。”
徐永昌问:“云鹤啊,你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成功的原因,那么还有其他原因吗?”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当然还有很多,有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应该很受民众拥护,对于农民来说,谁不愿意少交一些租子呢?其实任何政治纲领,都不如多给民众一点好处来得实在,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的确是有缺陷,此次豫中会战,河南一些百姓的表现就证实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点我本来不想说,但既然是长官问到了,我就谈谈个人看法。我认为,国共两军在敌后的摩擦、交战也是导致敌后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我是个军人,无意评论国共两党在政治方面孰是孰非,因为政治方面的事很难以对错来讨论,不像非黑即白这么简单,若是真想搞清楚,恐怕还得要跳出政治立场的圈子,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我要说的是,如果仅从军事角度看,这种同室操戈的内斗严重损耗了中国的国防资源,将本来就很有限的国防力量,投入到无穷无尽的内斗之中,这无疑加大了战争成本,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日本人。”
徐永昌同意道:“是啊,这个问题就不能再深入讨论了,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蒋委员长将来自有打算。”
沈光亚坐在旁听席上写笔记,他对这类军事研讨会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听蔡继刚讲战略问题,他的观点通俗易懂,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从来不与人辩论,也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他却有能力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征服,这就是蔡继刚的魅力。
散会时,蔡继刚站起来,正准备叫沈副官去安排汽车,却被徐永昌叫住:“云鹤,你留一下,我们单独聊聊。”
“是!”蔡继刚只好又坐下。
下午四点,沈星云搭乘运输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当她走出机舱时,发现机场上的气氛高度紧张,在跑道、滑行道的两侧,停机坪的周围,到处是用沙包垒成的高射炮炮位,战斗机机群在跑道上频繁起降……
沈星云听同机来的一位空军军官说,最近日本人又加大了对重庆的轰炸力度,有时一天要来两三次,幸亏我们的空军渐渐强大起来,日本轰炸机大部分都被拦截在几百公里以外。
这些情况对沈星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她甚至知道一些更为机密的事,由于日军增加了空袭次数,陈纳德重新调整了空军兵力的部署,把保卫重庆上空作为一个重点,这几天,中美联合空军会有大批的战斗机被调到重庆附近的几个机场。
其实这才是沈星云到重庆来的目的,自从与蔡继恒在羊街机场分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能靠电话和书信联系。战时的电话线路最靠不住,按照战时规定,私人之间的通话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沈星云不管这些,她总是能找到机会,把电话打到衡阳机场和蔡继恒说上几句话。由于两人的恋人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两边机场的通讯兵都给予这对恋人最大照顾,常常违反规定,让他们谈上几分钟。就算如此,靠打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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