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1/4段
蔡继刚是在从长沙到衡阳的路上听说长沙失守的消息，他不为所动，继续赶路，这一切早在预料中，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蔡继刚心说了，照这种打法，恐怕哪座城市也守不住。
衡阳距长沙大约180公里，一条窄窄的、砂石铺就的低等级公路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第九战区长官部为蔡继刚配备了一台美制吉普车，除了副官沈光亚，还有两个临时派来的卫士，都拥挤在这辆中型吉普车上。
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吉普车在人流中艰难缓慢地爬行，司机拼命按着喇叭，希望人群能自动让出一条路，而逃难的人群可不管蔡继刚是不是将军，他们面无表情，麻木、机械地迈着步子，缓慢地走着，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
蔡继刚透过车窗，观察着公路两侧的地形。这一带多是平原和丘陵，从军事角度上看，似乎无险可守。不过现在考虑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蔡继刚一路走来，竟然没看见一处布防的设施，没有军队，没有防坦克壕，也没有任何永久或暂时的防御工事，甚至连公路都没有破坏。从株洲到衡阳只有一百三十多公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四五个小时就能赶到。看来蔡继刚在战前向薛岳提出层层设防的建议都成了废话，这位一级上将的脑子里全是他关于保卫长沙的“天炉战法”，超出这个框架的问题完全不予考虑。
横山勇和薛岳都属于优秀将领，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胸中战略格局的大小与化解危机的应变能力。薛岳以长沙为中心战场，搞了一个烧煤球的炉子；而横山勇则以半个中国为战场，做了个足以把煤球炉放进去的大锅炉。两人相比，横山勇显然是略胜一筹。
蔡继刚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日军第68师团和116师团在长沙郊外虚晃一枪绕城南下，目前这两个师团已经到达了株洲。横山勇当然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他们没有立刻向衡阳发起攻击，完全是因为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两个师团得到补充，横山勇就不会再耽误时间了，他会刻不容缓地向衡阳发起进攻。
如此说来，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还算有运气，如果不是日军补给出现问题，他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防御，真乃不幸中的万幸。
蔡继刚正想着，只听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沈光亚大喊一声：“敌机！”司机猛地将吉普车拐下路基，冲到路边的几棵大树下，蔡继刚拉开车门跳出车外，立刻被沈光亚扑倒在地上……
两架日本中岛一式战斗机一前一后超低空从公路上空掠过，机腹下喷吐着火光，一连串的子弹打在公路上，溅起半米高的砂石泥土。公路上的难民可没有司机这么好的军事素养，他们在猝不及防中被弹雨打得血肉横飞，公路上瞬间变成了屠宰场，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路面溅满了鲜血。
那两架日本战斗机兜了个圈子又飞回来，准备第二次俯冲。蔡继刚辨认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徽记，这种被称为“隼”二型的战斗机是日本中岛航空制造公司在战时生产批量最大的飞机，其外形很像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弟弟蔡继恒说过，“隼”式战斗机的作战性能还可以，但它的火力一般，只有两挺12.7毫米机枪，没有航炮，在空战中显得火力不足，但对付地面部队是足够了。蔡继刚目测着飞机的高度和速度，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这两个日军飞行员在杀人取乐，他们明明知道公路上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却仍然残忍地向平民发起攻击。
“这两个浑蛋！”蔡继刚从吉普车上拿出***，把子弹推上膛，朝挂着***的沈光亚和卫士吼道，“飞机又过来了，都给我开火揍它！记住，打提前量，让它自己撞上火网。”
转眼间飞机又临空了，日军战斗机的机枪吼叫起来，子弹把路面打得飞沙走石……蔡继刚已经算好提前量，对准飞机的航路提前开了火。四支***组成的火网显得很单薄，但蔡继刚知道，它一定会撞上火网，因为飞机已经进入俯冲，离地面高度只有不到50米，来不及改变航线了。
果然，第一架飞机一头撞进火网，蔡继刚甚至可以看见子弹击中飞机腹部腾起的细细白雾，日军战斗机上的大口径机枪声戛然而止，飞机的尾部拉出一丝细细的、灰白色的尾迹……
“打中啦！”沈光亚和卫士们欢呼起来。
蔡继刚追随着飞机坚持打完**里最后一颗子弹，直到***空仓挂机。
那架日军战斗机显然是受了伤，它勉强拉起了高度，但已经无法保持水平飞行，像风筝一样忽高忽低，转眼消失在视野里……
蔡继刚估计，刚才的射击有可能打坏了飞机的油路管线，因为“隼”式战斗机装备了防护装甲和自封油箱，一般情况下靠轻武器很难击伤它，这次不过是凑巧罢了。蔡继刚估算了一下日军飞机的作战半径，这些飞机应该是从武汉附近的野战机场起飞的，因为目前日军还没来得及在长沙附近建立机场。这架受伤的飞机恐怕会在半途中掉下来，飞行员就算是迫降也是九死一生，湘鄂地区到处是水田和丘陵，想找一块干燥的平地可不大容易，让这浑蛋去死吧！蔡继刚心里咒骂着上了车，继续向衡阳赶路。
长沙的失守使蒋介石大动肝火，他没有想到，这座坚守了将近七年的省会城市，居然才抵抗了五天就丢掉了，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蒋介石正在大发雷霆时，又接到第六战区24集团军司令官王耀武的电话。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生，也是蒋介石比较喜欢的弟子，只有他和少数的几个黄埔弟子有这种特权，可以直接给老爷子打电话。
王耀武和赵子立私交不错，他一直记着赵子立托付自己的事。此时他在电话里汇报说：“校长，我奉命增援长沙，不料在益阳被日军的优势兵力堵住，现在正在僵持中。在这之前，我曾打电话到长沙找参谋长赵子立请求任务，赵子立说在长沙守城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有很大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拒绝接受赵子立的意见，硬是将主力置于城内，致使长沙失守。赵子立说，希望学生能把这情况报告给校长，他身为战区参谋长，不能履行职权，也无权指挥守军作战，辜负了校长的栽培，他很惭愧！”
蒋介石一听这些，火又撞上脑门，他挂上电话，命令给九战区发电报：“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立即回重庆，向军委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
委员长动了雷霆之怒，赵子立和张德能哪敢怠慢？两人诚惶诚恐地赶到陪都重庆，刚下了飞机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派来的宪兵逮捕。蒋介石的怒火仍没有平息，长沙失守的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承担的，选择谁当这个倒霉蛋呢？
没过几天，军事法庭就开庭了，赵子立事先打出的电话终于收到效果。军事法庭认为：在长沙作战中，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被第4军军长张德能架空，未能行使指挥权，因此赵子立不负长沙失守之责任，予以无罪释放。
既然赵子立被宣布无罪，那么有罪的就只有张德能了，于是长沙失守的责任便理所当然地落在倒霉的张德能头上。军事法庭的结论是：第4军军长张德能指挥失当，临阵脱逃，对长沙失守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罪不可恕，对第4军军长张德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张德能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第九战区各级指挥部时，军官们都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在衡阳督战的蔡继刚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张德能会判死刑。平心而论，张德能不听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指挥上严重失误，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这只是犯了战术上的严重错误，罪不该死。听90师逃出来的官兵说，张德能在102师撤走后，仍然和90师残余的部队坚守在岳麓山阵地，直到大势已去，岳麓山主峰已被占领的情况下才突围撤离。
军事法庭的结论实在不靠谱，如果他真的要临阵脱逃，当初就随着102师向南跑了，何必还进入炮火连天的岳麓山阵地，坚守到最后一刻？
张德能的死，让整个第九战区，尤其是第4军的官兵们备感心寒。如果张德能都被判了死刑，那么在豫中会战中损兵折将、临阵脱逃的蒋鼎文又该当何罪？张德能的罪过难道比蒋鼎文还大？事实上，蒋鼎文只被撤职了事，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蒋委员长的脾气谁也说不清，这位老爷子有时很情绪化，他心情的好坏经常影响决策，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让部下们毫无规律可循。比如同样是守城失败，指挥官带残兵突围而出，守洛阳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和守常德的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的结局却截然相反：坚守洛阳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蒋介石的大加褒扬，而在常德血战16天的余程万却被指责为没尽到守土保民之责任，蒋委员长大笔一挥就判了死刑，虽然后来经军委会数名高级将领力保，才将余程万改为撤职查办，但蒋委员长这种喜怒无常的做法，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不在于你犯了多大罪，关键在于此时蒋委员长的心情如何。
蒋介石虽贵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优秀军事家，说他是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倒是没有异议。他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与他所受到的军事教育有关。蒋介石20岁才考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起步本来就晚了些，不到一年他又去了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这个振武学校是有些名堂的，它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初期修业1年3个月，后来延长至3年，毕业后可先下部队见习，再入正式陆军士官学校。
这就有些问题了，学了三年才混个能入士官学校学习的资格，要是按部就班熬着，这得哪年才能出头？当然，这所振武学校也出了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第一期的蔡锷、第三期的陈独秀、第四期的吴玉章、第五期的孙传芳、第六期的阎锡山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高年级校友。尽管这些校友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但如果不继续深造，只有三年的初级军事教育是不足以造就一位名将的。
话说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众所周知，士官的军衔已经很低了，我们未来的中国军队统帅却连士官都没混上，只混了个士官候补生，这真是件令人懊丧的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回国，在沪军部当上团长。蒋介石运气很好，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出几个受过外国军事教育的人，尽管有些人的学历令人生疑，但并不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香饽饽。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加上一年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所受的军事教育总共为三年，士官候补生的经历不能算作学历，那应该属于成为士官前的实习。因此，未来的国民党军队统帅蒋介石从一名士官候补生，一跃而起成了团长，这可是古今中外比较少见的事，这一年，蒋介石才24岁。
如此说来，这就是蒋介石受过的全部军事教育，他以后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教别人军事，甚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军事资历虽不深厚，但他对指挥作战总是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事必躬亲，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让各级将领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敢怒不敢言。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高级将领们都熟悉，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如果是“中正手启”，那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参”（侍从室主办），那也要重视；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因此，军令部、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报，弄得下级真假难辨。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在战争中弊端甚多，但无人敢谏，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他对程万的结局却截然相反：坚守洛阳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蒋介石的大加褒扬，而在常德血战16天的余程万却被指责为没尽到守土保民之责任，蒋委员长大笔一挥就判了死刑，虽然后来经军委会数名高级将领力保，才将余程万改为撤职查办，但蒋委员长这种喜怒无常的做法，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不在于你犯了多大罪，关键在于此时蒋委员长的心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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