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4/4段
一声剧烈的爆炸，坦克平地跳起三尺多高，又重重地砸在地上，火光一闪，又是一声爆炸，坦克的炮塔在火光中向前飞出几十米，车体内的炮弹被引爆，这辆九七式坦克完全解体。
在房顶上的满堂操纵着重机枪向日军步兵猛烈扫射。这是在战斗打响之前计算好的，这挺马克沁重机枪只有一条弹带，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打完，只要弹药打光，满堂就可以从容转移。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一条弹带还没来得及打完，走在最后的一辆坦克已经转过炮塔，“轰”地射出一发炮弹，37毫米的炮弹威力虽然不大，但击毁一幢民居却绰绰有余。满堂见坦克的炮口喷出火光，还没来得及反应，他脚下的房屋便在爆炸中分崩离析，重机枪声戛然而止，一股强劲的气浪将满堂连人带机枪掀起，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又重重地落下……
沈光亚从一道临街的院门里跳出来，他贴着墙根急速向前飞跑，手中的***连连开火，灼热的弹壳从枪身的抛壳窗里迸溅到地上，发出叮当的金属音。他跑到燃烧的坦克残骸旁，找到了被爆炸震晕的蔡继恒，他用残疾的左手勉强拖着蔡继恒，右臂单手持枪，一边连连点射，一边向后退去。麻老五和一个士兵冲上去，协助沈光亚把蔡继恒拖到安全处。
满堂从空中落下时正好砸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上，竹竿搭成的葡萄架和枝叶茂密的葡萄藤托住了他的身体，起到缓冲作用，满堂只摔了个鼻青脸肿，没有受伤。等到他找回自己的步枪时，四五个日军士兵已经冲进了院子。满堂条件反射般甩出一颗手**，趁着手**爆炸他钻过墙洞进入另一个院子，迎头遇见麻老五，麻老五手里拿着一支三八式步枪，腰带上仍然插着他那两支宝贝****。
麻老五一见满堂便惊讶地喊道：“嘿！满堂，你还活着？俺眼瞧着你让炮弹崩到天上去啦，心说这货算是死定了，没想到你他娘的还活蹦乱跳的。”
满堂顾不上和他闲扯，他端枪转过身子，发现一个日本兵刚好从墙洞里露出脑袋，满堂抬手一枪击中日本兵的脑门，那日本兵身子一软，脑袋耷拉下去，他的尸体堵住了墙洞。
满堂指指那边：“快扔手**，墙那边有鬼子！”
麻老五反应很快，他掏出两颗手**隔着墙甩过去，爆炸过后，墙那边传来日本兵的惨叫声。
日军的坦克被击毁两辆，后面的坦克慌忙退了回去，但日军的步兵却冲了上来，与守军逐院逐屋展开争夺，真正的巷战拉开帷幕。
纵观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场，最残酷的战斗往往发生在巷战中。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毫无章法，没有前方后方之分，也没有进攻与防守之分，双方在一片狭窄的区域内展开面对面的厮杀，从先进的自动火器到传统的冷兵器，一切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整个作战区域变成了血肉磨坊，双方不断投入的有生力量转眼便碾碎于其间。
一个提着掷弹筒的日本兵刚刚进入临街的院子，即被藏在门后的李长顺一刺刀捅了个透心凉，他身后的弹药手扭头就跑，李长顺跳出院门将日军弹药手一枪打倒，然后解下尸体上的弹药袋退回院子。
李长顺检查了一下刚刚缴获的掷弹筒，这是一具八九式掷弹筒，有效射程500米，弹药袋里整整齐齐装着八发**，按日军的规定，这是一具掷弹筒配置的弹药基数。在李长顺看来，这种掷弹筒就是一门微型迫击炮，所使用的800克重量专用**虽说威力小一些，但有总聊胜于无，李长顺还是很满意的。作为迫击炮手，他已经习惯使用迫击炮作战，对步枪总是不大适应。
李长顺拎着掷弹筒找到蔡继刚，蔡继刚正伏在一堵短墙后向敌人射击。李长顺举起掷弹筒说：“长官，这是刚缴获的，一共有八发**，往哪打？我听你的。”
蔡继刚满意地点点头问：“你是迫击炮手？干几年了？”
“三年，长官。”
“嗯，老兵了，那就给我露一手，你向前看，那个街道拐角的地方，距离大约有200米，这伙鬼子的指挥官可能躲在那儿，那是个死角，如果你的**从上往下掉，恐怕角度不对，只能打在房顶上，你想想，该怎么打？”
李长顺目测了一下回答：“**的落点应该落在那房子拐角处的地上，只要**爆炸，藏在拐角后面的人至少要吃几十块弹片。”
蔡继刚说：“那就试试，别紧张，打不着没关系。”
李长顺跪姿扶起掷弹筒，心里测算着角度，他先拉动掷弹筒击发杆，然后将**从筒口装入，他左手握住发射筒，根据目标距离转动手柄上的调节杆，通过瞄准线进行概略瞄准后，拉动击发机上的皮带将**射出……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落在街道拐角的那间民居的房顶上，“轰”的一声爆炸了。
李长顺咬牙切齿地用拳头捶了自己脑袋两下。
蔡继刚鼓励道：“没关系，再好的炮手也需要试射几发，再来！”
李长顺重新调整了调节杆，放入**，他屏住呼吸猛拉击发机皮带，**“通”地飞出去，这次的落点很准，**擦着墙角落下，火光一闪爆炸了，随即墙后传来日军的哀号声。
“打得好！”蔡继刚兴奋地说。
李长顺没有停顿，又连续发射两发**，爆炸过后，那墙后面彻底没动静了。
蔡继刚拎起***，一把拉起李长顺：“快！赶紧转移！”
两人一前一后钻过墙洞窜到隔壁的院子里，还没容喘口气，就听见刚才待过的院子里响起连续猛烈的爆炸声。
“老天爷，好险啊！”李长顺惊魂未定地说。
蔡继刚拍拍军装上的尘土：“记住，每发射一两发就要变换地点，鬼子的掷弹筒手反应很快，只要发现目标，马上就会进行压制。”
正说着，童参谋匆匆赶来，向蔡继刚报告：“长官，军部来了一个传令兵，赶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负了重伤，传达完通知就死了，他说，军座请蔡督战官赶回军部，有重要事商议。”
“知道了，童参谋，我们得放弃这条街道，敌人正在向我们后方迂回，你带领弟兄们交替掩护，撤到第二道防线。满堂，你再找两三个人，一起跟我走！”
满堂答应着：“是！长顺，新仓，还有麻老五，跟我走！”
8月7日，日军从城北突破了青山街阵地，国军第3师7团的一个营全部阵亡。日军大批步兵冲进城区，并沿着大街小巷迅速穿插分割，情况危急万分。暂54师师长饶少伟亲率一个连向日军发动逆袭，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终因敌众我寡，一个连的士兵伤亡殆尽。与此同时，临近的演武坪阵地也被日军突破，从两个方向突入城区的日军已经连成一片，沿司前街而下，战线渐渐逼近第10军军部所在地——中央银行。
至此，国军第10军城内外各个阵地与军部的联络全部中断，残余的部队各自为战，寸土必争，竭尽全力在作最后的战斗。国军第10军已经山穷水尽，完全丧失了反击能力。
下午3时，城外的日军炮兵重新标定了射击诸元，数百门重炮的炮口对准了一个新坐标，那就是衡阳市内中山南路与清泉路交会处的衡阳县**，第10军的野战医院就设在县**附近。
在战前，方先觉考虑到日军进攻的重点在城西南，而城西北相对安全些，这里靠近蒸水与湘江交汇处，地处江河下游，野战医院取水也方便些。按照国际惯例，野战医院的房顶上设置了巨大的红十字标识，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这里是医院，应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
事实上坏就坏在这个红十字标识上，日本军队从来不是一支文明之师，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在战争中虐杀俘虏和攻击平民对日本军队来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攻击敌方的野战医院当然更不在话下。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军队最初还讲究一些绅士风度，完全按照《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惯例行事，绝不向日军医院及伤兵船只进行攻击。但天真的美国佬很快发现，日军完全没有道德底线，日军飞行员们竟然把攻击敌方医院当作狂欢的节日，这令美国人无比愤怒，这些黄皮肤的猴子简直太不讲规矩。既然如此，咱们就对着干吧！于是气急败坏的美国军人也开始了猛烈报复，把攻击日军医院和伤兵船当成狩猎活动，对双方而言，《日内瓦公约》已成茅厕手纸。
方先觉当然了解日军的残暴，他在战前本来准备建一所地下医院，但没想到战场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连防御工事都是草草而就，哪还来得及修筑地下医院？因此，方先觉临时征用了原衡阳县医院来做第10军的野战医院。
下午3时整，日军炮兵开始了集火射击，市区上空出现密如蛛网的弹道，数百发大口径炮弹呼啸着落在医院所在区域，日军轰炸机编队也临空进行俯冲轰炸……
日军的轰炸持续了30分钟，轰炸过后，野战医院屋倒墙塌变成了屠宰厂，房顶上、树梢上、墙壁上到处粘着人体的碎块，医院前的小广场上血流成河，地面上流淌的血浆竟达数寸厚，伤兵们的残肢断臂铺满了广场。
一个只剩上半截身子的伤兵竟然还活着，他拼命号叫着，拖着半截身子在地上爬行，身后留下一条满是鲜血的爬痕……
第190师师长容有略带着几个卫士正巧从这里路过，见此惨状，卫士们吓得脸色煞白，他们围着这伤兵不知所措，眼睁睁看着他哀号着向前爬行，容有略咬牙掏出手枪，对准伤兵的头部开了一枪，伤兵不动了。
容有略将手枪放回枪套抬起头来，卫士们发现，他们的师长竟泪如雨下。
一个躺在担架上，已经失去双腿的重伤员挣扎着撑起身子大声喊道：“长官，我有个要求……”
容有略转过身问：“说，什么要求？只要是我能做的，我都答应！”
“长官，我求你了，给我留一颗手**，就这个要求！”
容有略的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咬牙低吼道：“好，我答应你，我给！”
一个卫士从手**袋里抽出一颗M24型手**递给伤员，那伤员接过手**，小心翼翼地藏在身下，他大声说：“谢长官啦，请长官赶快离开这里。”
容有略的脚跟一碰，挺直身子向伤员郑重行了个军礼，遂转身离开。
转过一个街口，天空中洋洋洒洒落下无数传单，一个卫士捡起一张递给容有略。传单的抬头叫“归来证”，上面写着日军的劝降：
“能征善战的第10军诸将士，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的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动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空军！”
容有略苦笑道：“这是什么人写的？汉语水平一塌糊涂。”
按照事先的约定，第190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等人带领少量的卫士边打边撤，都在向军部靠拢，最后竟然奇迹般地在军部集中起来。
蔡继刚带领蔡继恒、沈光亚、满堂等人，冲过几条正在激烈交火的街道，回到军部。
第10军所有的将领都记得那个约定：“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只有第3师师长周庆祥还没有赶到。
[1]
罗申，即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于1943年至1945年曾任苏联驻重庆武官。1949年至1952年任苏联驻华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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