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1/2段
张韧
九十年代文学有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这就是一批年轻的“新生代”作家以其青春的活力与勃勃生机走上了文坛。他们没有“五七”作家群和“**”记忆的知青作家那样历史的沉重，也没有比他们稍长一些如莫言、苏童、格非、叶兆言等那种怀旧的情结。这一批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没有多少清规戒律，也没有狂想或狂热，而是以平常心面对现实，强调个人经历和个性化体验的写作。他们不愿意拥挤在一个梯子上赶浪潮，而是寻找各自的文学梯子。湖南的王跃文就是他们当中创作相当活跃的一位。他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发表，短短六七年间从湘土偏远县城的一个业余作者，竟然走上全国知名大刊物，并且频频得奖。他的创作所以引人注意，显然与作者拓展的独特世界密切相关。他长于描绘县、地级官员形象和复杂的心态，这在他同龄作家乃至今天流行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有的人认为它是官员，可是当细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很少写单个的官员或个人的命运，作者视线像扇面似的辐射某一级官员群落（或称作“领导班子”），从各样官员现实关系中展示那貌合神离、勾心斗角的微妙心态。所以说，王跃文的系列与其叫官员，不如称为官场。
《官场春秋》这部集子辑录作者的不是全部而是部分的中短篇，仅占创作总量一半左右。《今夕何夕》、《秋风庭院》、《夜郎西》等三部中篇各自独立而人物情节又彼此关联。《秋风庭院》应是作者官场系列的开篇，也是在他诸多中艺术韵味最为突出的一篇。它写地委书记离退之后的失落与清冷，展示了宦海浮沉的炎凉世态。《今夕何夕》里的张兆林就是陶凡的接任者，他对陶老书记始于推崇而终于疏离，换上自己人马，这一过程恰恰暴露了排除异类、重用亲信的官场旧套陈规。《夜郎西》里的主人公关隐达是陶凡的女婿，原来官途亨通，可是老岳父退出一线关就每况愈下了。可见其兴衰成败不取决于他个人政绩如何，乃是背后的陶老书记的进退。可谓之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但这篇的深层价值不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上级部门并不赏识的关隐达，却在换届民选中当选了县长，从而使这篇官场升腾起体制改革的呼唤。
王跃文描绘的官员形象活灵活现，揭示官场争斗入木三分。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这一切，显然与作者职业有关。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用这句老话概括他取得的成绩当然是对的。不过，你如果稍加沉思就会提出这样的问号，身任公务员熟悉公务员生活的大有人在，为什么王跃文写出令人深思的官场系列呢？作者有一篇题名《我需要灵魂的安慰》的创作谈。他说：“回忆起自己在那个县**工作时的情形，一天到晚笑嘻嘻的，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于是领导说我成熟、能干、肯干。用世俗的标准衡量，那是我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可是“我终究忍受不了不说话的日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成天说的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不说没有区别。于是我便开始写。就是作家的说话方式。”原来，他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有感而发，要说出与官员“程式化”有区别的话。他不是以官员身份写官员，而是选择了作家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审视和剖析他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的突破了当代文学曾有过的那种写干部的模式，否定了简单化的不是暴露就是歌颂（以至神化）的写作。它超越了道德批判，将各类官员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大小官员不仰视也不是俯视，以平民意识从文化角度把握形形**的官员生活。
王跃文给我的信中说，他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场；一类是非官员，如《无头无尾的故事》、《很想潇洒》、《旧约有失》、《蜗牛》、《无雪之冬》、《漫天芦花》等。应该说后一类与《今夕何夕》等纯官场不同，笔墨不是凝结在官员之间可以感觉而难以言传的关系，情节故事也跟官场拉开了距离。然而，这被作者称作写小人物在那个县**工作时的情形，一天到晚笑嘻嘻的，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于是领导说我成熟、能干、肯干。用世俗的标准衡量，那是我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可是“我终究忍受不了不说话的日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成天说的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不说没有区别。于是我便开始写。就是作家的说话方式。”原来，他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有感而发，要说出与官员“程式化”有区别的话。他不是以官员身份写官员，而是选择了作家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审视和剖析他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的突破了当代文学曾有过的那种写干部的模式，否定了简单化的不是暴露就是歌颂（以至神化）的写作。它超越了道德批判，将各类官员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大小官员不仰视也不是俯视，以平民意识从文化角度把握形形**的官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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