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像回忆 写随笔像啦呱——答《新闻图片周报》第1/2段
问：刘老师，从一些报刊的介绍中看到，您近年来的创作连连获得许多省级以上刊物的文学奖，去年又获得很有影响的上海市第二届优秀长中篇奖，被文坛称为实力派家。因此我们想知道，近年来为什么您的如此受欢迎？
答：我的受欢迎吗？我怎么不知道？如果真像你所说，我当然是很高兴的了。其实，近年我得奖不是最多的，省外的不说，单是省内的作家中就有许多得奖大户或专业户，我偶尔得点小奖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实力派”的内涵不是很明晰，我理解是指近年比较能干活、发东西稍微多一点的人。他今天发得多一点就是实力派，他明天发得少了或不发了就不是实力派了。也可能有些读者稍微偏爱一点我的东西，我估计是因为我的比较好读。不同的读者会喜欢不同风格的作家，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活得比较累、社交背景不是很清爽，渴望轻松、愉快、温暖、温馨的人，也许稍微喜欢一点我的东西。文学既是精神的家园，生活中缺的东西，那就要多多地给予。
问：听说有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正在把您的作品和赵树理的作品进行比较，可比点肯定是“乡土味”吧？您认为自己是否接受过赵树理的影响？您的作品与赵树理有哪些重要的区别？
答：这种提法我也听说过、看到过，但我很不安，有被放到火炉上烤的感觉。研究者也许出于一种专业或写文章的需要，你无权制止，但我实在不敢掠大家之誉、名家之美。我当然受过他的影响，我在少年时就看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三里湾》等。曾有读者说我的那篇《乡村诗人》简直就是《李有才板话》的翻版。翻版不至于，影响肯定是有。但我不是只受他一个人的影响，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如果不避讳高攀和牵强附会的话，就民间性、乡土味方面，可能与赵树理有些相似之处。赵树理的作品大都反映终于成了土地的主人的农民走向合作化时的艰难与曲折，如《三里湾》中很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的马多寿、吃不饱等。可历史开了个玩笑，生活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单干时期，我则写了一帮不愿退出生产队的刘玉华们。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的轮回，你无法回避。
就与赵树理作品的区别方面恐怕更多一些。首先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和表现生活的视角不同。他说“一个革命作家要以主人的态度要求自己，要做生活的主人。”“我写，都是我下乡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他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实际的党的农村基层工作者，他更多地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分看待生活，而是以一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身分感受和思考生活。我没做过农村基层工作，缺少这种“主人的态度和责任”。
另外，在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解上我们恐怕也不尽相同。在赵树理那里，有一个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刻意塑造的问题；我则不管这一套，我提倡要还原生活，不事修饰、不事结构，端一段原汁原味的生活给你看。他注重故事，我注重氛围……
问：我们感觉赵树理那个时代以及赵树理本人很看重作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你好像也很看重这一点；与一些所谓的先锋派不在乎大众读者的创作态度截然不同，不知我们的判断对不对？
答：没有哪一个好的作家不在乎与老百姓的关系。先锋派们也在乎，如果不在乎，干嘛大都纷纷转向了？有群众观点，将语言大众化，让老百姓看得懂，恰恰是有学问的表现。你注意过没有？生活中，越是有学问的人，他越说大白话，你也越觉得好接近是不是？倒是那些半吊子、半瓶子醋，整天在那里臭跩，他甚至不能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一个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还在那里玩花样儿呢！事实上，一个真正“土”气的人，你让他写文章，他绝对土不下来；只有很“洋”的人才会土，他洋过了，不屑洋了。这里面也有一个过程和境界的问题。
问：从当前看，作家最能赢得大众的形式是影视，所以很多作家纷纷“触电”了。您对作家“触电”有何看法或想法？
答：中国的电影特别是电视，是通俗文学与电子媒介相结合的产物。通俗加科学，很容易就能形成一种“霸权”。这种独断性与人们的惰性再一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任何别的样式所无法抗衡的优势。你知道某个电视不好，但由于看这玩意儿无须动脑子，也不担风险，你还是想看。许多作家“触电”，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品位有多emsp;问：我们感觉赵树理那个时代以及赵树理本人很看重作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你好像也很看重这一点；与一些所谓的先锋派不在乎大众读者的创作态度截然不同，不知我们的判断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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