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钱柜第2/2段
杨时饶有兴趣的问道：“何为改良之后的变法？”
西北之地对变法虽不赞同，但对变法的反对也没那么强烈，是以程门四大才子对王梓自然也没那么抵触。
王梓解释道：“如变法之本的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诸位家中可能也有放高利贷的，利息多在八分之上，有的甚至是数倍之利。
试问本来借贷就是家中没有余粮者应急，又哪里能够还上如此重利。
不过青苗法在推行的过程中简单粗暴，不论用不用，地方官府为了政绩和其中的利润，都一律贷款，强制收息，这就同时损害了两方的利益。
以我之见，朝廷应成立官商合营的钱柜。钱柜可收取百姓之钱存入，凡存钱之人，按照活期和定期给利。
也可借贷，根据借贷之人的资质，定借贷的金额和年限。在交易中秉承自愿的原则，绝不能强买强卖！”
此时的大宋士子绝不是后世明清盛产的书呆子，在思想到处碰撞的变法时期，凡是有些见识的人，对事物都有一定的判断力。
王梓提出的所谓钱柜并不是无迹可寻，唐朝时期出现的柜坊和飞钱就是王梓所提出的钱柜。
唐代专营钱币和贵重物品存放与借贷的机构称为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
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金银财物，收取一定的租金，商人需用时，凭帖或信物提取，为最早的银行雏形。
飞钱是产生于唐宪宗时期的汇兑业务形式。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如今在成都盛行的交子就是飞钱的变种。
刑恕晒笑道：“王郎真是时刻不忘为商代言，如你所说，钱柜的主体当是商，而不是农！”
王梓道：“钱柜是为大宋而设，无论士农工商皆可受益。百姓家中虽然余钱不多，但若是只放于家中，那么就无利可图。
但若是放在钱柜，钱柜自会给予利息。而且无论是青黄不接，还是婚丧嫁娶，百姓都可去钱柜借贷。
甚至想买了纺织机买头耕牛，都可借贷。这扩大了借贷的范围，更能让百姓受益。
当然，商人们也可以凭着存款凭信异地取款，减少了铜钱使用的压力。
而且诸位家中若有能人，当可应聘钱柜掌柜之职，到时候放贷岂不是名正言顺？”
一句放贷名正言顺让诸人的脸色有些微微发红，事实上，官宦地主家庭都有余粮，是以他们才是放贷的主体。
若是朝廷设立钱柜，那么地方上的钱柜业务少不了地方乡绅的参与。
再加上钱柜确实利国利民，是以众人的焦点顿时转移到了钱柜而不是谁是新党谁是旧党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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