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1/2段
进入和平时期,张普景和梁必达的关系时好时坏。在战争年代,梁必达居功自傲是有目共睹的,而张普景寸土不让也是有目共睹的。
梁必达讥讽张普景是“张克思”,意思是他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张普景除了在非正式场合喊他梁大牙,还经常讥讽他是“梁大拿”。
张普景给梁必达起这个绰号的弦外之音是,梁必达的大牙虽然不存在了,但手却伸得更长了,全心全意地抓权。军事和行政那一套他事无巨细都要管,当然,这不是坏事。机关上党课,本来应该由政治委员主讲,但是梁必达每次都要作“补充”,他补充的时间比张普景用的正课时间还长,居然还文绉绉地给官兵们讲孙子兵法里的思想政治工作,讲戚继光对于训和练的不同理论,好像一当上师长,他的文化就自然而然跟着上了一大截,当了党委书记,思想政治工作就无师自通了。
当然,这些还不构成主要矛盾,而且在工作上两个人不扯皮,也不搞明争暗斗那一套,有意见当面争论,在党委会上吵。但有一点最让张普景不能容忍的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部队里的党委书记多是政治委员担任,但梁必达却死不松手,军政一把抓。日常工作也很霸道,一言堂现象十分严重。这就需要张普景进行始终不懈地斗争了。
建国之后,张普景同梁必达之间最严重的一次交锋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从朝鲜战场归建之后不久。当时,窦玉泉已经回到军队工作了,在师里当副师长。
事情的起因是,一团有个班长,为了表现进步、达到提干的目的,夜间潜进炊事班的伙房,把引煤的木柴燃着了,待火烧到一定程度,一边报警,一边奋不顾身地救火。
当时,梁必达和陈墨涵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梁必达还担任学员班长,身先士卒,吃洋面包喝牛奶,学夹公文包和穿皮鞋,把胳肢窝和脚都磨烂了。
在家主持工作的是政委张普景和代理师长窦玉泉。
“熊熊烈焰终于被扑灭了,我们可亲可爱的某某某同志却全身四处负伤。他苏醒过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大火熄灭了吗?不要管我,保卫国家的财产要紧。”——典型事迹材料从团里报到师里,然后又报到军里乃至军区,军区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这么宣传的。
远在千里之外的梁必达看见了这张报纸,很是激动,拿着报纸到各位同学的房间转悠,很神气地跟人家说:“知道某某某某某部队是谁的部队吗?就是本班座的。”
倒是陈墨涵,看了报纸之后,蹙着眉头想了半天,不冷不热地说:“为什么不报道事故原因?这说明防事故还有死角,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别光顾吹了,这种事情吹多了,典型和失火的次数恐怕都要增加。”
这几年,梁、陈二人在工作上龃龉不多,面子上过得去,但工作之外就没多少来往,总像是隔了一层东西。来这里学习之后,节假日里,陈墨涵宁肯跟那些被梁必达称之为“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出身于国民党军的教员们在一起交流战例,也坚决拒绝同梁必达一道逛街。
陈墨涵当时的身分是分管行政的副师长,他对“典型”不感兴趣,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抓事故苗头,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但是梁必达当时多少有点昏昏然,加上离开部队有段时间了,洋面包和牛奶也渐渐适应了,锃亮的皮鞋虽然有点硌脚,但是走在南京城里的路面上,还是比穿布鞋和草鞋要体面得多。梁必达那时候很在乎体面,自己麾下出了个典型,当然也能为他的体面再增加几分体面,所以就没把陈墨涵的话当回事。
没过多久,政委张普景把电话打过来了,梁必达起先还以为他是报喜的,张普景却恨恨地说:“假的,假典型。我当时就觉得有疑点,可是军里和军区两级工作组硬着头皮升华,搞出了这么个假典型。现在我们调查清楚了,火是他自己放的,证据确凿。”
梁必达大吃一惊,怔了半晌才说:“那怎么办啊,这不是天大的丑闻吗?保卫科那群混蛋都是干什么吃的?”
张普景说:“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商量商量怎么办。”
梁必达问:“老窦是什么意思?”
张普景说:“老窦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荣誉面前有点患得患失的,含糊。”
张普景还有一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抓事故苗头,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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