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风起第3/3段
其实，当时的运动激烈程度犹远在《报告》之上。其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是在斗、打、掠之列的。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越做越大胆、越做越顺畅。尝到甜头的农民纷纷群起而效仿，一时间遍地开花。农民们从开始的杀猪，一直发展到杀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无法无天的血腥暴行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大为寒心。
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农运动深感头痛。而国民党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农工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宁、稳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以维持北伐战费和国家财政的各项开支。而工农运动一旦兴起，则往往无法满足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甚至就连生命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便难以维系。更为严重的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在华租界，**向来就是组织民众示威、游行乃至暴力冲击，而不是通过国民政府谈判收回。酿制成了血案，实力不济的国民政府处理起来那是相当的为难！强硬吧，又怕引起国际争端乃至战争；退让吧，又得担负无能、卖国的罪名。所以，说是强行绑架政府也不为过！关键这个政府力量不足，难以对抗各老牌帝国主义！其实，当年“义和团”的旧事就颇有几分神似！
再者，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元老李维汉同志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土豪劣绅”，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更失去了纳税的“义务”。农会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没有粮食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北伐时李宗仁将军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北伐军中官兵们的疑虑。到民国十六（1927年）年夏季，北伐军中来自于湖南、湖北的官兵们的愤懑心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因当时北伐军里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家乡都横遭农会的迫害、凌辱。而各级党部竟无动于衷。北伐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如此情况下，已动摇到了国民党的根本：“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村农会已完全取代了各级政府；各地的乡绅地主，纷纷逃离家乡。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动摇了地方的统治根本；各地大建工人纠察队、普遍建立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各地的地方护卫武装如团防局等，抢夺其武器装备武装自己，这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稳固；其他至于司法、财政几乎被农会把持，乃至教育也是以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挑战国民党所推崇的“忠孝礼仪”的传统；此外，农会还有各项禁忌，禁牌、赌、鸦片这三件，那是好的！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也只好不煮了。湘乡禁喂鸡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几碗、几荤几素都有规定。哪怕办红白喜事不按规定，也即行捣毁。禁止城里杀牛，强迫牛肉店关门！至于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等民俗活动，醴陵地区也议决禁止。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还好不是禁香烟，嘿嘿！）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各种禁法，完全颠覆了农村的正常生活秩序，乃至阻碍了商业发展。
对此种种，国民党已难以容忍下去了！遍及城乡的工农暴乱促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下定了“清党”的决心，或者说给了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处于党内艰难地步的蒋介石，面对左派、**的责难，军中唐生智、新桂系的威胁，在国民党右派和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支持下，终于对**人举起了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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