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番外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买房 狎伎 好赌第1/2段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除了少数的例外(如刘宗周之清修刻苦,黄道周之笃学正身),可以用“骄奢淫逸”四字尽之。
大人先生有了身份有了钱以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然而然会刻意去谋生活的舒适,于是营居室、乐园亭、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养优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点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集团人的兴趣,使文学、美术、工艺、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部门有了飞跃的进展。
八股家幸而碰上了机会,得了科第时第一步是先娶一个姨太太(以今较昔,他们的黄脸婆还有不致被休的运气),王崇简《冬夜笔记》记:“明末习尚,士人登第后,多易号娶妾,故京师谚曰:改个号,娶个小。”第二步是广营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骇人听闻,田艺蘅记严嵩籍没时之家产,光是第宅房屋一项,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四间,在北京共一千七百余间。陆炳当事时,营别宅至十余所,庄园遍四方。郑芝龙田园遍闽粤,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数月,增置仓庄至五百余所。
士大夫园亭之盛,大概是嘉靖以后的事。陶奭龄说:“少时越中绝无园亭,近亦多有。”奭龄是万历时代人,可见在嘉隆前,即素称繁庶的越中,士大夫尚未有经营园亭的风气。
对于饮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衣服则由布袍而为绸绢,由浅色而改淡红。范濂《云间据目钞》记云间风俗,虽然只是指一个地方而言,也足以代表这种由俭朴而趋奢华的时代趋势。他说: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用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穿绒道袍,暑必用骔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余最贫,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
明代制定士庶服饰,不许混淆,嘉靖以后,这种规定亦复不能维持,上下群趋时髦,巾履无别。范濂又记:“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年少貌美者如犀玉奇簪贯发。”他又很愤慨地说:“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镶宦履,与士宦漫无分别,而士宦亦喜奴辈穿著,此俗之最恶也。”
士大夫居官则狎优纵博,退休则广蓄声伎,宣德间都御史刘观每赴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户部郎中萧翔等不理职务,日惟挟妓酣饮恣乐。明宣宗曾下敕禁止:“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沈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妓女被禁后,一变而为小唱,沈德符说:“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复不能维持,上下群趋时髦,巾履无别。范濂又记:“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年少貌美者如犀玉奇簪贯发。”他又很愤慨地说:“所可恨者,大家奴皆用三镶宦履,与士宦漫无分别,而士宦亦喜奴辈穿著,此俗之最恶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段进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