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画图第2/4段
《福地》是莱蒙特的主要作品之一，它首先于1897—1898年同时在华沙的进步刊物《每日信使》和克拉科夫的《新改革》上分章发表，然后于1899年成书出版。小说以罗兹八十、九十年代的工业发展为题材，对波兰王国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九十年代的罗兹，是波兰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十分集中的地方，小说所写的印染厂老板布霍尔茨和棉纺厂老板莎亚就是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布霍尔茨由于拥有亿万财产，被人们看成是“罗兹的统治者”、“罗兹的灵魂”、“千百万人生命的主宰”，他死之后，全罗兹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所有的工厂这一天都停工，全体职工被派去送葬。莎亚来到恩德尔曼家参加资本家们的聚会时，到会的工厂老板们都得听从他的意见，对他百依百顺，正如达维德·哈尔佩恩所说：“大家在这条大狗鱼面前，都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条小鮈。因而他们总是担心是否马上就被他吞食，这就是这些小工厂主和莎亚的关系。”
通过《福地》，我们在罗兹和波兰王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这些资本巨头大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本来出身下层，社会地位低微，由于能够适时看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千变万化，善于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牟取暴利，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成了暴发户，爬上了社会最高地位；象这样的暴发户，往往比那些旧的贵族资产阶级更加贪婪、狡诈和无耻。如莎亚，他开初不过是一家小商店的掌柜，穷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住在犹太贫民窟里，后来他做陈货贱卖的投机生意，挣得大批钱后开始办工厂、放高利贷……，就逐步上升到主宰一切的高位。奥斯卡尔·迈尔不远的过去还是布霍尔茨厂里一名普通职工，后来不仅成了拥有亿万资本的棉织厂老板，而且获得了男爵头衔。卡奇马列克虽然出身地主，后来却沦为贫苦的种地者，可是他和那些大量去城里做工的破产农民不同的正是，他看到了罗兹已经“扩展到了乡下”，城里的阔老板要做生意，建厂，就要“大兴土木”，因此他攒钱开砖厂，安装现代化的蒸汽机，很快就成为阔老板。特别是那个棉纱头巾厂老板维尔切克，本是乡村教堂风琴师的儿子，“祖祖辈辈都受强者的欺凌和压迫”，自己小时也放过牛，在修道院里干过最下等的杂活，而他却正因为自己一无所有，“象一只饿狗一样”追求金钱和享乐。他做投机买卖，把同行挤垮，向穷人放高利贷不择手段，就是搞得对方家破人亡也毫不退缩。当他爬上工厂老板的宝座后，就再也瞧不起那些年轻时和他一起放过牲口的朋友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竞争在十九世纪的波兰王国表现得十分激烈，尤其是经济危机来到时，对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的生活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资本家们来说，小一点的企业在危机中往往倒闭，中等甚至最大的企业也遭到亏损。面对这种形势，他们为了生存、发展和牟利，不惜采取最狡猾、最卑劣和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就是对自己的亲友，也毫不例外，正如博罗维耶茨基对特拉文斯基所说：“罗兹，这是一带森林，是丛林。你如果有一双铁腕，你就要大胆地干，要毫不留情地把亲近的人掐死，要不然他们就会把你掐死，喝你的血，对你吐唾沫。”博罗维耶茨基虽然为布霍尔茨印染厂的发展立过大功，但布霍尔茨的女婿克诺尔在得知汉堡的美棉将要涨价的消息后，为了自己尽多地抢购，却向博罗维耶茨基严守秘密。而当博罗维耶茨基在情妇家里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也联合莫雷茨、马克斯抢先去汉堡，因而独获了巨额利润。莫雷茨本是博罗维耶茨基的多年好友，但他趁博罗维耶茨基邀他合伙开工厂之机，利用对方缺乏现金，便从银行家格罗斯吕克那里借来大笔款项，长期不还，以扩大自己的投资额，企图把“好友”挤掉，独霸工厂，后来工厂遭到火灾，博罗维耶茨基面临破产，他又凶相毕露地要退出全部投资，逼得对方几乎处于绝境。博罗维耶茨基自己也是一样，他建厂一半的钱是用了他情人安卡的，可是当他把安卡的钱用完后，竟无情地抛弃她，和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结了婚。在资本家眼里，金钱就是一切，甚至连女儿也可以当成商品出卖。格林斯潘几次三番要把女儿梅拉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阔老板，最后看中了莫雷茨，因为他以为莫雷茨可以霸占博罗维耶茨基的工厂，而莫雷茨则在嫁妆问题上，对格林斯潘大敲一笔。
在这些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由于波兰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况，还包含着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如银行家格罗斯吕克为了联合罗兹所有的犹太资本家同博罗维耶茨基、特拉文斯基等波兰资本家竞争，就曾多次挑拨莫雷茨和博罗维耶茨基的关系。莫雷茨借他的债不还，他本来很恼火，但他了解到莫雷茨阴谋夺取博罗维耶茨基的工厂时，就立刻和莫雷茨攀亲靠友，表示支持他的行动，说什么“必须让大伙都看清局势，手拉手，紧密地团结起来”，实际上是要把波兰资本家搞垮，把德国人赶走，让犹太人独霸罗兹的工商业。
一些工厂主由于自己掌握的生产工具不够先进，或者仍处于旧的手工业生产阶段，或者经营方式不够灵活，适应不了斗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就必然遭到失败、破产，特拉文斯基的严重亏损和老巴乌姆的彻底垮台便是鲜明的例子。
三、资本家在进行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的同时，他们积累资本最主要的手段，无疑是榨取工人的血汗。十九世纪末的波兰王国，由于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产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资本家把雇佣工人完全不当人看待。工人不仅生活条件极差，劳动保健和生产安全也没有基本的保障。在布霍尔茨的厂里，一个工人被机器砸死了，厂主不仅不负法律责任，不给死者家属抚恤，而且当那个工人刚死，工头就强迫其他工人立即在他伤亡的机器旁干活，还威胁说要扣全车间工人的工资，以赔偿被死者的血染污的布料。布霍尔茨死后，工人为他送葬，他的女婿甚至连这一天也要扣除工人的工资。特别是在危机到来，或者工厂老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大批工人被解雇，生活无着，贫病交迫，命运极为悲惨。布霍尔茨厂里的医生维索茨基一次路遇的一个工人就是一例，这个工人的四个孩子不是给机器砸死就是死于疟疾，没有一个活着，他自己也因事故折断了腿骨，只剩下老伴，孤苦零丁，无依无靠。
资本家对工人不仅敲骨吸髓地剥削，而且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侵犯和侮辱。棉纺厂老板凯斯勒在家里开下流舞会，竟强迫许多女工参加，把她们当成满足自己兽欲的工具。在这里，工人所受的残酷压迫几乎和古罗马社会中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正是在对无产阶级进行破人亡也毫不退缩。当他爬上工厂老板的宝座后，就再也瞧不起那些年轻时和他一起放过牲口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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