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踏歌行第2/2段
至于说盗贼，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几无占山落草为寇者。这些“盗贼”本质上非邪恶之徒，只求温饱而已。苏轼的“荡寇”并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诉求“化寇为良”，哪至于拉了这么深的仇恨？真正的贼寇横行还得有个十几二十年。虽然，因为蝴蝶效应，某些事提前或延后了，但据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势……
呃，好吧，其实王棣便是怀疑方十三，虽然他并非李格非所言之“贼寇”。
可是，他无法指证方腊方十三会在杭州起事，也不好拿摩尼教欲“推选”苏小妹为“圣女”一事刺激刚脱离生命危险的苏轼，只能是含糊其辞地提及摩尼教，说此教所谋甚大，自入中原来每每蛊惑人心甚至挑引民怨，藉以混水摸鱼寻求影响力（利益）最大化。这样的教派，需要打压，就算是未雨绸缪，也要摁住不让其出头。
嗯，这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李、高二人口中没说什么，却是未往心里去的。摩尼教嘛，自唐末以来在中国是兴不起风浪了，倒是听说在福建有些影响力，但也仅此而已了。王三郎，可真会想。
依着医嘱需卧床静养百日的苏轼眉心紧蹙，既因腿伤之痛，更是心急如焚。抗洪救灾的紧要关口，他这个杭州主官却卧床不起……哎，瞒是瞒不住的，得即刻奏告朝中。
他慢慢的吩咐了两件事，重中之重自是救灾事宜，其次方是追查凶案。
不过，他是部分采信了王棣建言的——北城遇险与洪灾有某种关联。至于摩尼教……顺带着查查也好，防患于未然吧。
想想，自己还真是命运多舛。当年在徐州便遇水洪水围城，军民奋战四十余日方告功成。此次杭州水患，竟是大意了，以为多日奔忙已将预防之事做到了极致，却还是防不胜防，人难胜天啊。
他绝非自怨自艾之人，奈何遭受重创，实在也是有心无力了。
也罢，救灾一事交与张通判主导，高二可辅之。文叔书生意气，长于治学编书，实务……实是有所欠缺的，可帮着统计归纳各方情况加以汇总。至于王三郎，听其言观其行，是敏于谋划分解的，高二亦不如他，便让其参与其中，藉此磨练一番，以慰半山先生在天之灵吧。
勉强耗费精力作了决定，令人请来本州通判、推判官、提辖等商讨救灾事宜。
说是“商讨”，其实是苏太守的“一言堂”，便是通判也未有丝毫疑问、反对。
本朝太祖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防止唐五代时期武人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除所驻州之外（所谓支郡）的政务。后来，逐步派遣京朝官（文臣）接替刺史管理州务，称“权知××州州军事”。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本朝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
说的通俗些，通判便是皇帝派来针对知州（府）挑刺的。
张通判倒是个识趣的。一则他也是正经科举出身，对士林宗师苏学士自是敬重的；二来，苏太守政声极佳，数度谪迁宦海沉浮，却是颇得民心，着实挑不出什么差错。既如此，何必横挑眼睛竖挑鼻，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至于其他幕职官与诸曹官，诸如签判、节度判官及推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等，更是以苏长官马首是瞻，指哪打哪。
太守强打着精神与属官说了救灾相关事宜，又因王棣提醒，就治安事多说了两句，无非是让本州厢军、乡军、土军和弓手好生警惕不宁之兆，须及时有效弹压宵小泼皮借机滋事。
在场的尽是本州官僚系统骨干，心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理，杭州生乱，朝廷秋后算帐，固然太守需负领导责任，他们也难逃其责，哪敢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倒是，苏太守言语间点了王棣几次，似乎很看重这弱冠少年啊，却不晓得究竟是何来头？
注1：实际是元祐七年七月七日苏轼知扬州时上的奏状； 注2：出自《宋史.苏轼传》 注3：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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