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生创业:纯粹的知识改变命运第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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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熊华锋和阿胜一起搬到北大博雅塔背后的大杂院,两人合租一间15平米的单间,两张床、两张桌子,随处可见的书堆,门口则乱放着电炉子和炊具,摆着几瓶小罐头瓶装的自制腌蒜苔。在这里,熊华锋度过了最艰辛甚至煎熬的一年半,不是因为物质艰苦,而是因为彷徨茫然。

  租住的院子是北京老式四合院改建的大杂院,房东老太住着大屋,院内其他三面搭建了五六间小屋,住着考研、自考的学生、在中关村工作的上班族,还有一家打印店。人人都沉默而忙碌。熊华锋只能逼着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穿过门口那条狭长黢黑的小巷子,到教室去,到图书馆去,听课、看书,听不懂也要听,看不懂也要看。

  合租的阿胜已经放弃了刚来北京时想要学点什么的想法,开始尝试找工作,做各种兼职,甚至想过开一家院子里那样的打印店。阿胜也曾经成绩优秀,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因为所学专业非自己所爱,又沉迷于网络游戏,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年轻气盛的他索性来了北京,想学计算机。“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学校打广告,说到北京可以学什么学什么,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骗人的。”阿胜考虑过自考,但最终放弃了。

  最迷茫的时候,熊华锋也开始跟着阿胜干,万一学不下去了,只好找找别的出路。学习之余,熊华锋跟阿胜一起上街发传单,到街头推销小收音机,到房产公司做业务员。发传单,反而亏了押金;推销小收音机,走向陌生人简直是煎熬。一对母女看他可怜,专门停下来听他讲,他反而紧张得说不下去。最后两人竟亏了600块钱。这些尝试让熊华锋更加挫败,也让他去除了杂念,破釜沉舟,华山一条路,必须继续学下去。“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巨大的焦灼和压力之中,苦于没有人指引,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勤奋。”

  压力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急躁。熊华锋作为“旁听生”,学得稀里糊涂,不好意思去向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请教,只好自己到书本里去“抠”。

  他常带一个小板凳,到北大图书馆,到海淀图书城,找个角落,抱十几本书堆在面前,“但实际上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就是心急。”

  那时海淀图书城被计算机方面的书占领,中关村高速崛起,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在这里寻找机遇,想要一展宏图。而熊华锋仍在彷徨中坚持。

  每天夜里回到出租屋里,熊华锋继续在自己买来的二手电脑上学习开发工具,按照书上的示例,一步一步尝试做一些播放器、象棋之类的小软件,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来北京一年多,熊华锋只吃馒头,偶尔吃西红柿刀削面算作改善生活。身边的同龄人吃麦当劳、去KTV、看电影,这些都与他是两个世界。

  “我没有学分和学历,没有享受或抱怨的权利,只有明确的目标:学会开发软件,能找到一份工作。”

  云开雾散

  2003年上半年,经过近两年的煎熬和坚持,熊华锋突然发现自己“通了”,看不懂的程序能看懂了,想要实现的工具也能尝试着实现。自己在北大教室里听的理论、书堆里泡出来的知识开始累积、融会,最终立了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学东西可能必须经过那个积累的过程。”

  在北大教室的角落里,熊华锋是那个从来不会被点到名的人。但“旁听”了几年之后也渐渐有了熟人,坐在一起的学生有时候还会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自己可以解答,很是高兴。他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创业后,会有正牌北大毕业的学生来公司应聘。

  豁然开朗之后,熊华锋进步飞速,头顶的乌云一散而去,久违的自信也回来了。

  闲暇时间,他也和阿胜及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北京101中学打篮球、翻墙逛了十几次圆明园和颐和园。他们都是来北京追求“理想”的年轻人,盘踞在大学周围的“边缘人”。

  2003年下半年一天,一堆人在一起吃饭,阿胜一个朋友告诉熊华锋,自己准备去面试一家计算机企业,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当时,熊华锋还没想过找工作的事,毕竟自己才“大三”,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同他一起去了。

  第一轮面试20个人,展示和介绍自己的程序作品。熊华锋展示的是自己开发的“监控器”,一个可以监控到聊天记录的系统。最终,他和另外一人一起进入第二轮了北京,想学计算机。“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学校打广告,说到北京可以学什么学什么,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骗人的。”阿胜考虑过自考,但最终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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