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零二章 认知难以改变第2/3段
公知大部分都是文科学者，但有人注意过这个群体更加高度集中的特点吗？这群人的年龄绝大部分在40到60岁期间，并且普遍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算一算他们上学的时候，那是什么时代？没错就是80年代后到20世纪初，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段时间刚好是wg结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落后的中国开始接触外界、高速发展的时代。而那个时代高速发展、迅速接轨世界所带来的最严重的三个直接问题，恰恰是催生这群所谓“公知”的根源所在：原本较为封闭的落后社会与较发达世界猛然接触带来的反差感，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相对不公平和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思想一下子开放带来的思想过度自由。
而这三点恰恰能很好地解释“公知”群体高度信任西方优越而中国存在严重问题的现象：反差感给了他们支持“西优中劣论”的直接感官和主观推动力；社会相对不公平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产生了直接影响，给了他们客观推动力；思想过度自由给他们并不客观理性的观点生根发芽提供了客观条件。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普遍拥有较强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情怀？最核心的原因其实是我们成长和认识世界的这个年代恰恰是改革开放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其红利开始不断出现，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我们是其中的直接受益者。在我们成长的这个年代，中国终于逐步赶上世界发展水平，经济和民生水平稳步提高，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产品开始发展，社会不公平、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被一定程度上控制，中国社会问题开始减轻，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降低，反倒是西方遭遇了08年经济危机、20年新冠病毒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以我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更多是中国体制的优越。
但在所谓“公知”这群人开始看世界、逐步成长并形成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思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却恰恰相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其直接收益并不明显，尚未能反馈到社会和个人；相反，社会猛然开放和体制变化带来的动荡和不公平却直接给了这群年轻的“中高端人才”的人生发展当头一棒。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所以在成长和认识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发展反馈到社会层面需要时间以及改革开放必定要经历一个不那么愉快的起步期这两个客观规律，错误地把中国在改革开放起步期出现的问题简单归结于中国的“体制问题”和“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劣根性”，盲目去接纳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才形成了他们的“西优中劣论”。
事实上，他们年轻时形成的这些观点其基础论据是那个时代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的全面落后，而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差距已经逐渐被中国弥补甚至超越，反倒是中国体制和民族精神的优越性逐步显现，他们原本看似合理的观点就失去了客观现象的支撑，逐渐露出了破绽，而他们很多人却依旧活在自己当年对中国的那种认知里，拒绝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眼里才显得这样滑稽可笑。
不否认一定有部分公知是拿了国外钱来带节奏的，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极端繁华分子或是移民国外抛弃了祖国，但大部分中国“自由派”人士其亲西方的思想模式还是要归结于他们对中国问题认识在宏观背景下的主观谬误，提出了不客观的观点以及错误的解决方案，其出发点依然是“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并非是他们脑后有反骨，从一开始就“背叛“了国家和民族。他们其实是一群很可悲的、愚蠢的人，而并不首先就是可恨的“叛徒“。现在很多人不去考虑“公知“这一群体以及他们的“西优中劣“思想出现和发展的背景，而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归为“汉奸”“叛徒”，那也就犯了一种和他们一样的，看待问题不客观和极端化的错误了——说白了，这样的看法和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
至于那些纯粹被利益驱使为西方做事的人，他们当然是叛徒和国贼，说是汉奸也绝不为过；但那样的宣传规模不可能很大，更不可能大到形成一个“汉奸“群体的情况。某国也压根没有在中国秘密策反这么多人的能力。既然“公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广泛出现了，那就应该考虑到他的更多是中国体制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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