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三章 虞允文担任剿匪大都督第1/3段
上章说到虞允文奉旨进京，赵伯琮深夜召六部尚书等大臣在垂拱殿议事。
话说六部尚书及丞相陈俊卿、副丞相李侗，还有虞允文已经在垂拱殿等待赵伯琮。不一会儿，赵伯琮来到垂拱殿，众人纷纷行礼，赵伯琮见到虞允文激动不已，连忙扶起虞允文说道：“虞爱卿路途辛苦，朕总算是等到你了，来人，给几位大人赐座！。”
赵伯琮坐到龙椅上先说道：“虞爱卿，前线的情况想必你也都知道了，朕想问问你有何高见？。”虞允文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即说道：“皇上，没用的，即使是下官加上岳王爷，甚至是皇上御驾亲征也没用，皇上还是打不赢那群逆贼！。”
话音刚落，一旁的李侗怒道：“大胆虞允文，皇上问你有何良策，你却再此说如此丧气之话！。”赵伯琮打断道：“李卿家，不要打断虞爱卿的话，让虞爱卿说下去。”
于是，虞允文接着说：“皇上，燕军与我军交战多场，我敢说皇上连燕王是什么人都不知道，燕王乃是寒门子弟出身，其人骁勇善战，且用兵不按常理，为人豪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燕军每下一城，一地必定开仓赈粮，救济百姓，尤其是寒门子弟及农民，燕王则是更加重视。燕地施政更是崇尚武力，人人都有尚武之风，所以燕王深得民心。反观我大宋，重文轻武。”
赵伯琮被虞允文的一番话打动，其实宋朝重文轻武由来已久。自唐末藩镇割据，国家不安，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铁打的兵权，流水的皇帝。及至赵匡胤陈桥兵变而建立宋，已经将近100年。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经历，使宋朝开国始便有意识对“文”与“武”进行调整。
宋人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重文”，或者说“重儒”。宋太祖曾对宰相赵普说，你做了宰相，要带头多读点书啊，因此后人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当然可信度不高。但是宋朝皇帝确实在科举上做了苦功，最直接的一条：放低门槛，有才就可以来应考。同时增加录取名额，考上了（进士及第）马上安排工作。这与水深火热的五代十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彼时，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去当兵，乱世之中只有敢拿命去赌才有希望。
说白了只要勤奋读书（不伤性命），按时应考（有人安排），就有机会光宗耀祖（工作稳定），一次考不上还可以重来（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而且宋太祖说了：不得杀士人及上书言者。士人大多读书人出身，这又等于有了免死金牌。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这条遗训，所以宋初大部分想当兵的人都跑去读书。兵乃利器，能护人，也能伤人，一旦有机会，连皇帝都给撸下来（宋太祖就是这样干的）。而读书人受统治者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影响（洗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的理想还是在忠君的前提下争取进步，要他们造反，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科举兴盛，文官就多起来。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洵、欧阳修、沈括等都是科举出身，那就安排职位吧。宋朝的中央政府机构为“两府”。一为中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单位；一为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宋史·职官志二》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中书省是宰相办公机构，宋太祖自立国就说了，宰相必须是读书人。（《续资治通鉴·宋纪·太祖乾德四年》：帝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就为国家用人定了规矩。而枢密院管军事，刚开始的还是武将担任，到了宋真宗时期，武将逐渐减少，宋英宗时期，基本就是一班书生在指点江山了。至此，国家高级决策，无论文武，文官集团有极大影响力。
至于地方政府则分三级，最高一级叫做“路”，最低的是“县”，五代十国时候，这些地方行政统统由武将掌权。宋太祖一上台，全部换成文官，武将则作其他安排。
宋朝的军制很奇葩。宋太祖立国后，把全国的精兵都拉到京城（开封），由中央（皇帝）统一指挥，是为禁军。说起来这应该是被藩镇给吓的，有支军队在身边心里踏实。禁军分三个衙门，称“三衙”，各个衙门的统帅是武将。武将统兵，但不可出兵，因为要有调令，即调兵权。这个调兵权就是出自枢密院，枢密院的调令来自于皇帝。有这样一支军队在手，不惧地方老弱病残造反，安全感油然而生。
但亲近的也怕背叛（宋太祖未兵变前也和皇帝很亲近），皇帝干脆让将帅（武将）定期调动，互换防区，是为“更戍法”。其后果是将和兵刚记得双方名字，又要去认识新的领导或者下属，久而久之，双方都没动力认识对方了，这就是后人所诟病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其实就是皇帝就是怕将兵一家亲，造反起来容易，归根结底依然是被藩镇给吓的。这里要提一下岳飞，“莫须有”的罪名里其实就暗含一个“岳家军”的理由。政府的军队，却给天下百姓以私人化的感觉，军民越是亲近拥戴岳家军，在宋朝皇帝心里，其实就是藩镇，这岂能让他长存。
之前的章节曾说过宋朝除了禁军，在地的方叫做厢军，名义上是军队，但是之前说了能打的都去京城了，剩下老弱病残，没有战斗力。皇帝也知道他们的斤两，只让他们当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文官）要修个桥什么的，就喊他们去，其实就是苦力，也不解散他们，政府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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