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碧血剑(54)第2/3段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实际权力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沿海长期侵骚的倭寇给戚继光等名将打退,江南平靖富庶。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份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赋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4]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八十三年后,伦敦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苏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5]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专制政治制度对国家、人民、社会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现得最明显。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而且喜欢读书。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什么有什么,神宗不喜爱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长生;并不多所猜忌而残忍好杀;也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并不异想天开,荒唐胡闹;并不大兴土木,构筑宫室,奢侈浪费;并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权。中国历代许多昏君的重大缺点,他倒没有。他所追求的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个小农的女儿。[6]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什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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