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守望与存在第1/2段
《猎人与轻骑兵》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个文本除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外，大概就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与小说中的另一些文本相比，它谈不上“伟大”，但也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小说创作过程中，我其实也在不断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它既提供了灵感，也成为了我的小说想要重写的对象（虽然它没有像萨特的《墙》一样已成为了文本的组成部分）。我在写什么？一个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吗？我有过这样的念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会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划为“儿童文学”。它既非儿童视角下的叙述，叙述者的语言也有些“少儿不宜”。在解读或研究这个文本时，向来会强调它特有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二战后的美国、青少年的彷徨与迷茫。而当下部分国内研究通过心理创伤这一视角切入小说，将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熔炼到塞林格笔下具体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当中。
塞林格的小说自然是能反映这些时代特征的。但剥除这些历史与文化的外衣后，我们仍能从霍尔顿这一角色身上看到普遍性，它不囿于国家、民族、时代，会是任何国族的少年儿童可能面对的问题。小说所叙述的童年创伤与心理问题在当下中国是有很大关注必要的。近年以来，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抑郁症、自杀的“年轻化”是极其沉重的事实。而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仍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书写，甚至避而不谈、自我阉割，缺少面对现实的勇气与能力。鲁迅先生批评国民性，认为中国人喜欢瞒和骗，那么，是不是我们的部分儿童文学作品也在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充当瞒和骗的手段与工具呢？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虽看上去是个“问题少年”，叛逆无比，内心却又十分单纯，愤世嫉俗，厌恶成人世界的虚伪，想要成为保护孩子世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童年创伤是霍尔顿性格的重要成因。大量的论文发掘了霍尔顿所处时代的特征，但对他个人的经历关注较少。从童年创伤的角度上看，弟弟艾里的去世才是霍尔顿行为表现的根本成因。“问题少年”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并不能只归咎于宏大的社会环境与教育体制，同龄亲人的过早离世以及父母对他的忽视对少年儿童的打击远胜过他们并不能真正接触多少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霍尔顿在家里的地位是相当边缘化的：哥哥是事业有成的作家和电影编剧，弟弟妹妹也相当聪明可爱，唯有霍尔顿好像是个一事无成又不听话的害群之马，除了语文外其他科目连及格都很难做到。霍尔顿对家人仍有深厚的情感，但哥哥从事着他最讨厌的工作，弟弟去世了，母亲沉湎于失去小儿子的悲伤，父亲只会“干掉”不听话的他。最终让霍尔顿停下离家出走愿望的人是他深爱的小妹妹菲比。“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种决绝的叛逆在妹妹单纯的爱与信任面前似乎并没有那么强大，从弟弟的去世开始，到妹妹的追随结束，霍尔顿停止流浪回到了原地，但童年创伤得到了一定的疗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结构并没有多么复杂。
其实，小说所要传递的一些内容对青少年是相当有益的，即使大家一直诟病于小说中满篇飞舞的脏话（有些中文译本中省略了它们），但只要熟悉塞林格的读者都会知道，小说是“詈语非詈”的。塞林格使用的是goddamn，而非英语中的那些“国骂”——F打头的字在小说中出现在妹妹学校的墙上，霍尔顿非常愤怒，为了不让妹妹看到这种脏话而擦掉了它。霍尔顿口中的脏话有亵渎上帝的意味，“每个人在说一句带着上帝的脏话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低级的祷告形式，所谓的亵渎是大惊小怪的神职人员发明的”。中文中缺少这样的词汇，大多翻译成了“他妈的”。顺便提一下，《猎人与轻骑兵》中也出现过一些脏话。一是真实性的需求，在激烈的体育运动中，出现粗口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哪怕平时再温文尔雅的运动员都难免会使用詈语。如果删去这些内容，反而会让小说失实。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就因为奥利弗·退斯特的语言过于“文明”而受过后世的批评。此外，这里或多或少也有承袭或致敬塞林格的地方，比如黄敏学口头禅里的“该死”——或许在中国，如此频繁地谈论死亡和基督教语境下对上帝的亵渎是异曲同工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聪明。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仍不太适合作为“儿童文学”进行推广阅读。但是，以童年创伤、心理问题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去创作一部适合当代青少年（尤其是中国青少年）阅读的小说是可行的。它可以作为心理没有太大压力的读者培养同理心的作品，也可以给予生活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读者怀揣希望的力量，这大概是我的设想。于是，一个同样早早失去了弟弟的主人公以类似自传的口吻开始了叙述。熟悉《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读者大概能一眼发现，去世的弟弟在柯佩韦心心念念的手套上写下了诗句，这就是从塞林格的小说中来的情节。当然，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里，手套上写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但柯佩韦和霍尔顿仍旧有天壤之别，差别大得可能和中国与美国的差别一样大——这时我们又要回归具体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了。《猎人与轻骑兵》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它需要给读者一个极其熟悉的语境（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文化语境对普通的中国读者而言仍是有些陌生句带着上帝的脏话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低级的祷告形式，所谓的亵渎是大惊小怪的神职人员发明的”。中文中缺少这样的词汇，大多翻译成了“他妈的”。顺便提一下，《猎人与轻骑兵》中也出现过一些脏话。一是真实性的需求，在激烈的体育运动中，出现粗口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哪怕平时再温文尔雅的运动员都难免会使用詈语。如果删去这些内容，反而会让小说失实。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就因为奥利弗·退斯特的语言过于“文明”而受过后世的批评。此外，这里或多或少也有承袭或致敬塞林格的地方，比如黄敏学口头禅里的“该死”——或许在中国，如此频繁地谈论死亡和基督教语境下对上帝的亵渎是异曲同工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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